箬谿書院

             北京，其实是两座城。一座，是钱权之城，邻里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彼此互不信任；另一座，是绝望之城——我看见人们挤公交，我看着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眼底毫无一丝希望。他们甚至不敢想象自己将来能否买得起一套房；他们有的来自穷乡僻壤，父老乡亲们恐怕一辈子没见过卫生纸，连电是什么都不知道。

　　每年有数百万人进京建桥、修路，盖楼，他们每年新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座1949年老北京城大小；可他们，是北京的奴隶。他们蜗居在一幢幢违章建筑物里，而北京扩建的步伐又将这一栋栋楼房踏平。这些房子到底归谁？归那些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归煤老板，归大企业的负责人。这帮人来北京就是为了送礼；其结果就是餐厅、卡拉OK和桑拿的生意蒸蒸日上。

　　北京跟外国人说：你们一定能读懂这座城，因为我们盖了跟你们差不多的楼——鸟巢、央视塔什么的；还有那些跟你们一样穿西装打领带当官儿的，他们说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嘛，还可以做做生意。可也正是他们这帮人，拒绝提供国人最基本的权力：你会看见民工子弟校被关闭；看见在医院里，他们刚给伤者缝好伤口，又把缝线扯开——只因为突然发现病人交不起钱。这座城，充满了暴力。

　　北京最糟糕的一点，是你永远无法信任这里的司法系统。没有信任，你就丧失了辨别能力；这里的司法系统简直就像是场沙尘暴。你绝不会将自己看作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你跟哪儿哪儿都没关系，你哪儿哪儿也都不想去。在这座城里，你找不到哪个角落、哪个犄角旮旯，是

长平：“在专制制度之下，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会处于恐惧之中。那么我愿意把我的恐惧、我的胆怯说出来，和很多人分享……”

兰州局长门：“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

直播门：“你叫什么名字，把电话给我，哪个让你直播的?……”。

龙应台北大演讲“我的中国梦”：谁在乎大国崛起？如果所谓大国崛起，是人民引以自豪的军事耀武扬威，是经济的财大气粗，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宁愿它不崛起。这种崛起，最终带给人民的是灾难。”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英文版扉页：FOR MY GRANDCHILDREN  May their generation finally realize democracy in America（此书作给我的后代孙辈们，愿他们那一代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

Slaves lose everything in their chains, even the desire of escaping from them。

奴隶们在枷锁中失去了他们的一切，甚至是逃脱的愿望。

全國的同胞，大家好：

  民主是台灣過去廿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什麼是民主？

  我的看法甚簡單，我選舉的時候告訴大家，如果你的生活過得不好，不必選我。所以民主政治就是，領導者做不好，就應該下台，就像現在我喊棄馬保台一樣。因為民主政治只有偉大的人民，沒有偉大的政黨。

  台灣民主就像嬰兒學走路，一定會跌倒，但也會因此茁壯。第三波民主的威脅之一就是保守舊勢力反撲，民主政治也怕領導人無能，更怕欺騙，如果違法還有司法制裁，但無能、欺騙只能靠選票改變。

  民主強調平等，尊重個人人格，從威權到民主，國民兩黨各有自己的歷史包袱，用一個人去否定其他人，這是中國的封建思想，並不符合民主精神，而台灣民主還要面對中國的挑戰。

  中國從不放棄對台動武，反分裂法就是為動武作準備。中國文攻武嚇的目的都在逼台灣放棄主權，1996年打飛彈就是武嚇，現在趁國民黨選情危急，逼迫政府承認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就是文攻。利用台商要在中國做生意的弱點，要求公開表態挺順從中國的政黨，更是台灣民主的危機。

  過去我們採戒急用忍政策，台灣經濟有這麼差嗎？簽了ECFA之後，台商怎麼反而更沒地位？政府只照顧大財團，但中小企業誰來照顧？工人、農民怎麼辦？青年的希望在哪裡？台灣可以跟中國做生意，但必須維持主體性，台商才有靠山，才能獲得長遠的利益。

  中國必須認清，他們面對的是台灣人民，不是某個政黨，歷史證明不論誰當選，中國都必須與台灣交往，兩岸關係不會劇烈變動，台灣人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除了中國，台灣還有內部挑戰要克服。

给金雁老师《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的书评

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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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

饶毅：理智对待出国读研

前不久著名旅美生物学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在接受中科院研究生院访谈时畅谈了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感受，现将部分内容摘编如下：

1995年后我开始不断回国1999年以后和国内研究生接触就更多。我切身体会到，现在中国有一部分研究生的质量，要比美国好的大学研究生都要好。现在千万不要认为好的学生都在美国，而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生不行，这不是事实。中国部分学科、地区和机构的研究生，其本身

的素质和所做的研究工作，要比美国好的大学还好。这些优秀学生的比例也许还不是很高，但我相信5 年、1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学生中将会产生杰出的科学家，将会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成果，会比同期去美国读学位的同学有更大的成绩。目前国内有很多学生在准备出国，继续攻读博士。但我希望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能认识到上述变化。出不出国，学生要仔细选择，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出国就比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好。我相信今后中国国内研究机构将能培养出更多的世界一流的优秀研究生。

中科院院刊  06年 vol.21 no.4  p279

中国的科研文化   饶毅 施一公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

俄罗斯年轻人为何离开祖国？

盖兹说，“我们要工作10到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公寓，要工作五年才能买得起一辆车。没有升职机会。想要创办自己的企业非常难。每年的贷款利率高达20-30%，整个体制监管得非常严格。最保险的工作是为政府做事，但我已经做过了，不想再做了。”

……移居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界开放了，而且目前的制度引发了心理疲劳，这种情绪表现为人们不相信当前的制度能够改变或变得更加人性化。没有人再相信光明的前景，反对派不相信，就连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相信。

……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从入学名额到大学文凭，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但是，富裕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地给孩子提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选择，尤其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

百年風雨話玄宗，

東亞先鞭徒成空。

雙十佳節今又近，

銅駝荆棘湮青松。

　一个人的思想、情感，跟他一生的经济状况，

　　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1838年的冬天，著名诗人龚自珍只身从北京前往保定。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求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去“乞籴”。乞籴的意思，是指求助买粮食。但龚自珍此次去保定，不是通常所说的买不到粮食而求助。说得直白点，这里所谓的“乞籴”，其实就是借钱（有借无还的借）。这次保定乞籴的经过，龚自珍在一组题为《乞籴保阳》（保阳即河北保定）的诗里，作了具体、细致的描述。

　　读书一万卷，不溥侏儒饱。掌故二百年，身先执戟老。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今年夺俸钱，造物簸弄巧。相彼蚴蟉梅，风雪压欹倒。剥啄讨屋租，诟厉杂童媪。笔研欲相弔，藏书恐不保。妻子忽献计，宾朋佥谓好。故人有大贤，盍乞救援早。如臧孙乞籴，素王予上考。西行三百里，遂抵保阳道。（《乞籴保阳》其一）

　　诗的意思是说，虽然自己读书很多，但并不能保证自己不饿肚子；虽然自己很用心于本朝掌故，但做个小官却做得疲惫不堪。满腔激情却总是不合时宜，所以搞得一筹莫展、穷困潦倒。造化弄人，偏偏今年又被扣了一年俸禄（龚自珍因为什么被剥夺一年俸禄，至今不得其详）。龚自珍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弯弯曲曲的梅花树，眼看就要在风雪中被压倒。每天提心吊胆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传来房东“乒乒乓乓”的打门声，由于又拖欠了房租，房东家的老太太和小孩子夹在一起尖声叫骂。处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里，龚自珍最担心的，是自己那些书籍有可能朝不保夕。还是妻子，——龚自珍幸运地娶了个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否则，我怕他活不到1841年。——提醒说，何不去找找老朋友。所以，只好效仿古人的样子（文人惯用的自慰、遮羞法），冒着严寒，驱行三百里，来这里向老友求助。

　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香港的“邵逸夫奖”新闻会上称，结束一党专政不利科研，将拖慢中国科学发展。他老人家如是说：“民主的话，可能被发现的人才会比较多，但苏联很不民主，很多科学很进步。”“如果现在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不再一党专政，对科学研究要慢一些，不是快一些。因为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度的发展，要从一党专政变成另一个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

　　杨振宁作为一个曾经专业比较硬朗、一直脊梁骨比较柔软的科学家，说过很多荒谬的话，助纣极左思潮，尽享极左好处；也做过很多荒谬的事情，比如与李政道的绝情决裂以及以82岁高龄迎娶28岁女子的不伦等等。此番杨振宁老再开金口，不能不引人瞩目。且不说他说的话内容是否有很多或很少道理，单就他说话的前提——“一党专政”如何如何，即大谬特谬矣！往浅了说，他这是极其幼稚、无知，缺乏基本常识；往深了说，他这是说反话、别有用心，我甚至怀疑，他是个隐藏极深的“卧底”。何以如此说呢？容我一一解析。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一党专政”是对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污蔑不实之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分子的颠覆之语。

　　按照权威的书面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的实质是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掌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具有法律规定的

1966年，好莱坞制作了一部冷战题材的喜剧，围绕着一艘俄国潜艇在新英格兰一个小镇的浅滩搁浅展开，很好地抓住了苏联军事紧张时代错位的歇斯底里。这部好电影名叫“俄国人来了”，可以在Netflix租到。

现在，这部电影在现实中有了中国版本：我所说的并非是一部新电影，而是复苏的歇斯底里。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即将被投入运行，据说其以十七世纪光复台湾的著名海军将领施琅为名；这艘航母的前身就是被广为熟知的“瓦良格”号，两易其主（先是苏联，接着是乌克兰）后，中国于1998年以2000万美元将这艘半成品的航母拍下。

由于缺乏机电设备和动力系统，中国购买时宣称将“瓦良格”号用作澳门水上赌场。从乌克兰出发，沿着非洲大陆前行，在经历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交通路线后，航母最终到达了大连的干船坞。在那里，航母被刷成了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通用的灰色，随后可能被安装上缺失的机电设备和动力系统。

过去，中国政府在正式场合往往对航母闭口不谈。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称，中国国内对拥有一两艘航母的收益和风险有着相当激烈的争论。收益方面，首先自然是拥有航母后的实力和震慑力的提升。而更为实际的是，拥有一艘航母后，海军可以对有效利用航母的成本、培训和运行调整做一个精确的估计，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另外添加航母。一些人则认为，航母能减少中国捍卫南中国海领土所有权的困难。

至于风险，一部分中国人认为航母不经济，或者认为在常规性威胁日益提升的时代，部署航母战斗群在战略上并不明智；此外，航母战斗群也将强化邻国对中国敌意的疑虑。

现在，从逐步公布的中国官方声明和新闻报道中，很明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发布，5月份通胀率为5.5%，为3年来高点，工业增长也超出预期，这将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崩盘的人提供口实。但即使是那些认为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人似乎也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归咎于这种失衡。然而，这种观点有些过于夸大其辞。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同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而非体现不平衡的指标。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GDP的比例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目前家庭储蓄率高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养老金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而同时，社会保障税，对拥有房产的渴望等各种因素都促使个人储蓄率持续上升。

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会下降。在农业领域，劳动力的收入占比将近90%，而在工业领域，这个比例仅为50%。尽管工人享有较高的收入，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是工人直接得到的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

与预期相

　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明主的政治发展道路，纷纷建立了明主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明主前景始终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等学者对中国的明主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信明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明主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在中国发展明主是充满希望的；与之相对，黎安友（Andrew Nathan）、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裴敏欣（Pei Minxin）等学者则对中国的明主前景持悲观态度，强调中国发展明主，存在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个世界上，从任何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在明主上有如此少的经验”[3]。本文就是要对有关中国明主前景的海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其意义，揭示其存在的问题。

　　一、全球化、经济卷入与中国政治明主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中国明主发展而言，全球化既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也提供了难得的刺激与动力。

　　第一，他们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明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明主的健康运作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验研究早已证明，虽然穷国也可能实行明主，但一般而言，明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普通公民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赋予个人更多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可以转变成政治权力”[4]。

　　第二，他们认为，全球化增强了西方明主国家明主输出的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

近年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霓虹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霓虹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霓虹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霓虹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霓虹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霓虹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霓虹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霓虹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