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HINGTON   (AP)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is breathing life into America's historically tumult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ilippines. 

 With Washington turning its attention more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U.S. and the Philippines last week held the first joint meeting of their top diplomats and defense chiefs. The U.S. increased military aid and resolved to help its ally on maritime security.  

The steps came with the Philippines locked in a standoff with China over 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has stoked passions on both sides. The U.S. is a walking a delicate diplomatic line. It doesn't want the dispute to escalate, but it is showing where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li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ts former colony thrived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ebbed after nationalist political forces prompted the closure of American military bases in 1992. As the U.S. seeks to build a stronger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a region it neglect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of war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the alliance is assuming growing importance. 

 For its part, the Philippines is looking to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 to help equip and train the nation's bedraggled military, to put up a show of resistance to Chinese vessels that frequently sail into waters Manila considers to lie within it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rnest Bower, director of the Southeast Asia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d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 to solidify its ties with its traditional allies in the regi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ilippines went south when the U.S. lost Subic Bay (naval base) and Clark (Air Base). The hangover is wearing off and interests are aligning again."  But for both sides, managing the new chapter in their alliance is something of a balancing act and carries its own risks. 

 Nationalist sentiments still make an increased American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Philippines a sensitive issue, and its law forbids a foreign base on its soil. Like other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 Philippines does not want to alienate the region's economic powerhouse, with which it aims to have $60 billion in two-way trade by 2016. 

 And the U.S. also still needs to get along with China to prevent their strategic rivalry from spiraling into confrontation.  The 60-year-old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S. and the Philippines has the potential to put Washington in hot water in standoffs like the one playing out at the Scarborough Shoal, where Philippine and Chinese vessels have been facing off since April 10. Manila appears adamant that the U.S. would be duty-bound to come to the Philippines' assistance should a conflict break out, but the U.S. has hedged on the issue.  

The broader trend is that fo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U.S. has declared its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the busy South China Sea. It has expanded it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into maritime security after a decade of focusing on fighting al-Qaida-linked militants in the country's south. And the U.S. has increased its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to the Philippines, which was slashed last year, to $30 million this year, double what was initially budgeted.  

That, however, is little above its 2010 level, and scarcely enough to retool the decrepit Philippine fleet. To help in that effort, the U.S. last year supplied a 45-year-old Coast Guard cutter to the Philippines, now a flag ship in its navy, which headed briefly to the Scarborough Shoal at the start of the standoff. The U.S. plans to send a second cutter to its ally this fall and is also helping the Philippines develop its "Coast Watch" system - a network of about 20 radar stations tied to a central database in Luzon that is meant to help the island nation monitor its whole coastline.  

Whether the intensified U.S. interest will help the Philippines build the "minimum credible defense" it aspires to have is another matter. 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has increased the defense budget, but it remains meager compared with most of its Southeast Asian neighbors - let alone China's spending, which is outstripped only by America's. The Philippines says it is looking to the U.S. to provide more patrol boats and aircraft, and according to U.S. officials, is also seeking help from other allies such as South Korea, Japan and Australia. 

 Peter Chalk, a senior political analyst with Rand Corp. think tank, said the U.S. gifting of old hardware is a mixed blessing for the Philippines, as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upkeep and getting spare parts is difficult. It also risks undermining the larger goal of modernizing the Philippine military, which wants more up-to-date equipment and training - although there are doubts about the Philippines' ability to pay for it and maintain it. 

 "It's nice to get stuff you don't pay for, but that's not helping defens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which the government wants," Chalk said.  In a sign of the possible pitfalls, the 76mm main gun on the first cutter, the Gregorio del Pilar, suffered a glitch that the Philippines has to repair. 

 More details of the deepened U.S.-Philippine security cooperation are likely to emerge when Aquino visits the White House this summer.  

Last year, the U.S. announced deployments of forces in northern Australia and plans to dock Navy vessels in Singapore, as it rolls out its strategic pivot toward the Asia-Pacific. There are expectations that a planned relocation of troops from Japan could involve more troop rotations through the Philippines as well.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Jim Gomez in Manila contributed to 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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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处女怎样分辨？

人们能够分辨女性是不是处女吗？对她们来说，这是显然的吗？

一位女孩，辨别她是不是处女。如果仅仅通过观察她的反应和动作，要得到确定的答案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她的行为做出判断和推测。她在公众和私下场合的行为举止都是猜测的依据。当然，这些依据都不是确定性的。这些依据可能性的程度也不一而同。但是，男孩们常常仍然会去寻求做出确定。在他们面前，女孩会表露出一些迹象。它们可能透露处女相关的某些信息。

亲吻的方式

吻，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性行为，一种非性器官的性行为。性爱意味着身体的彼此进入与交融。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嘴部与性器官的两性活动同是对他人身体的接纳。如果一个女孩愿意你进入她的嘴唇，那么她已经完全可能允许你另一种器官的进入。如果这个女孩本身就对童贞不是很看重，那就更没有多大理由拒绝。是的在这一点上，也许你还可以采用法式深吻的方式去试探。大多数人都给出这样一个假定：如果女孩是一个接吻好手，那么她之前存在身体上的私密关系（译者注：这还是西方作者的说法，他们的“吻”比较常用）。情人之间的亲吻是不一样的亲吻。即使她观看过几部怎样接好吻的片子，要成为亲吻好手也是需要练习的。所以，如果女孩对接吻很在行，那么男孩会确定地推断出你不是处女。

风情的程度

风情包含着对性爱的深度理解，给人浸入骨髓的味道。仅仅一次性行为所产生的理解，那是很难形成为风情的。人们懂得，一个女孩风情万种，那么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她不反对身体的深层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处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对于涉世不深的女孩，风情也可能表现为挑逗或调情。许多女孩的表现非常开放，并公开地表露风情。这基本上表明，她们对自己的性非常适意和自信。作为另一种性，男孩立即就会感受到这种性的共鸣。于是他们做出结论，这个女孩具有身体上的性经验。风情表达的就是性经验。

打扮的方式

跟风情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对身体的打扮也体现她对性的认知。一个处女穿着深V的衣服是不大可能的。没有经验过性爱的人不知道它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意识中，她无从预知坦露身体带来的相应结果。心理上，她不会把自己的这些身体信息传递给他人。这是一种本能，至少是一种自我防卫。违抗这种本能，至少会带来心理的不适与焦虑。虽然单单根据她们的打扮，我们自己的推测结论也会眼花缭乱。不过如果人们看到一个女孩穿着暴露的上装、裙子、牛仔或短裤，他立即就会得出推断——她很容易上手。即是说，一个女孩着装大胆，她就是在主动地给自己贴上非处女的标签。因为，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性的吸引。女孩这样着装，她也是在让人们知道她对自己的性非常自信。所以，相应地她在身体的亲密关系上经验丰富。

发生亲密关系前约会的长久

在第三次约会前，一个女孩的亲吻与身体的触碰那是正常的。（译者注：看来东西社会对“一回生二回熟”这回事所见略同）否则，男孩势必认为她太容易得手，自然也就不是处女了。人们的确相信，处女对发生亲密关系更为羞怯。至少，她们会把这事推延到约会的第七或八次。如果你们身体上的关系太容易，而且还很快，那么人们有理由认为她之前在这方面有过不少的经验。

发生身体亲密时反应的方式

她或者是他，在发生最直接最亲密的身体关系时是怎样反应的？通过这个的观察，我们十分容易确定一个男孩或女孩是不是处。因为缺乏经验，处男处女非常可能显得不自然难为情（这是他/她本身的心理几乎无从自己控制，更别说假装），并且行动马虎而慌乱。对于这件事，男女各有偏重。女孩的心理表现更准确，而男孩的行动表现更准确。所以，如果女孩脱他的衣服太快，他的脑海里立马就会闪现一个念头——她不是一个处女。

从主要方面看，它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词：大胆与羞怯。一个女孩的着装、化妆和言谈都羞涩有加，那么我们一般可以判定她是处女。相反地，一个女孩着装大胆、自自然然地调情，那么她就不是处女。一个女孩对自己的性（包括性欲）表现得越自信，我们就越可以坚信她已经不是处女。

  全國的同胞，大家好：
  民主是台灣過去廿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什麼是民主？
  我的看法甚簡單，我選舉的時候告訴大家，如果你的生活過得不好，不必選我。所以民主政治就是，領導者做不好，就應該下台，就像現在我喊棄馬保台一樣。因為民主政治只有偉大的人民，沒有偉大的政黨。
  台灣民主就像嬰兒學走路，一定會跌倒，但也會因此茁壯。第三波民主的威脅之一就是保守舊勢力反撲，民主政治也怕領導人無能，更怕欺騙，如果違法還有司法制裁，但無能、欺騙只能靠選票改變。
  民主強調平等，尊重個人人格，從威權到民主，國民兩黨各有自己的歷史包袱，用一個人去否定其他人，這是中國的封建思想，並不符合民主精神，而台灣民主還要面對中國的挑戰。
  中國從不放棄對台動武，反分裂法就是為動武作準備。中國文攻武嚇的目的都在逼台灣放棄主權，1996年打飛彈就是武嚇，現在趁國民黨選情危急，逼迫政府承認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就是文攻。利用台商要在中國做生意的弱點，要求公開表態挺順從中國的政黨，更是台灣民主的危機。
  過去我們採戒急用忍政策，台灣經濟有這麼差嗎？簽了ECFA之後，台商怎麼反而更沒地位？政府只照顧大財團，但中小企業誰來照顧？工人、農民怎麼辦？青年的希望在哪裡？台灣可以跟中國做生意，但必須維持主體性，台商才有靠山，才能獲得長遠的利益。
  中國必須認清，他們面對的是台灣人民，不是某個政黨，歷史證明不論誰當選，中國都必須與台灣交往，兩岸關係不會劇烈變動，台灣人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除了中國，台灣還有內部挑戰要克服。
  台灣因為政黨惡鬥，公務員的角色被忽略了，當政黨輪替成為常態，這群菁英就是國家穩定的基礎。希望軍文職公務員都能秉持尊嚴與良心，扮演中堅的力量，而這些人才也必須受到重用。
  廿一世紀，全球的經濟都受到嚴酷的挑戰，舊的經濟學原理已無法解決目前的困境。此時，台灣更需要有能力、堅毅，負責任、能溝通、對人民有疼心的人來領導，這種特質在台灣女性的身上特別明顯。
  我告訴過蔡英文要堅守民主、要包容、要重用人才，因為民主才能贏得世人尊重，包容才能團結，國家才會強壯，用人才政府才有效能，這些我相信蔡英文可以做到。請大家給台灣①個機會、給自己①個機會。

　　每年有数百万人进京建桥、修路，盖楼，他们每年新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座1949年老北京城大小；可他们，是北京的奴隶。他们蜗居在一幢幢违章建筑物里，而北京扩建的步伐又将这一栋栋楼房踏平。这些房子到底归谁？归那些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归煤老板，归大企业的负责人。这帮人来北京就是为了送礼；其结果就是餐厅、卡拉OK和桑拿的生意蒸蒸日上。

　　北京跟外国人说：你们一定能读懂这座城，因为我们盖了跟你们差不多的楼——鸟巢、央视塔什么的；还有那些跟你们一样穿西装打领带当官儿的，他们说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嘛，还可以做做生意。可也正是他们这帮人，拒绝提供国人最基本的权力：你会看见民工子弟校被关闭；看见在医院里，他们刚给伤者缝好伤口，又把缝线扯开——只因为突然发现病人交不起钱。这座城，充满了暴力。

　　北京最糟糕的一点，是你永远无法信任这里的司法系统。没有信任，你就丧失了辨别能力；这里的司法系统简直就像是场沙尘暴。你绝不会将自己看作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你跟哪儿哪儿都没关系，你哪儿哪儿也都不想去。在这座城里，你找不到哪个角落、哪个犄角旮旯，是明亮的；因为在你的记忆里，一切暗淡无光。你脑子里没有一丁点任何材料、质地、或形状的“记忆”；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按照某些人的意志转移，服从某些人的权力支配。

　　想要将北京设计规划好，那就必须给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不同的空间，使不同的人群得以在这座共同的城市里共存，从而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作为一个城市，必须提供给居住者最大限度的自由；要不然它就不完整。

　　每每谈及北京，我竟想不起哪怕一处喜欢的地方，真是遗憾；这座城里，我哪儿哪儿都不想去。四处的一切都是那么单一乏味，以至于走在大街上，跟人擦肩而过，你根本懒得看他，因为你能猜透他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简直洞若观火。这座城市里，你找不到一丝好奇心，也找不到任何愿意跟你争辩的人。

　　我的艺术作品，没有一件代表了北京：鸟巢——我连想得懒得去想。奥运会结束后，老百姓也是连提都懒得去提，因为这些玩意儿没能给大家带来任何快乐。

　　北京倒也还有些积极面：人们好歹还在生小孩；路上好歹还有几个漂亮的公园。上周，我就找了个公园，去逛了逛，然后有几个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或是朝我竖个大拇指什么的——他们怎么会搞到这步鬼鬼祟祟的田地？没人愿意说穿。可他们到底还在等什么？他们总是跟我说：“你出国吧，真的”，或是“好好活着您的，看他们丫挺的死切！”看来，我要么应该离开这儿，要么就要耐心地等，坐看君亡——我真是迷茫了，不知道后面的路怎么走。1

　　在经历了严酷的磨难之后，我终于才明白：这个系统里面，有太多神秘的“有关部门”，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没有身份的人——你一进去，没了名字，就只剩下一个号码。他们才懒得管你要去哪儿，也不在乎你犯了什么罪；你呆在里面，他们招不招见你根本就不算是个问题，审不审也根本没有区别。这样的“有关部门”数以千计。只有你的家人发现你失踪了，大声呼救；你呢，想要个答案——可你人被关在里面，无论是从街道社区、行政官员，还是从法院、警局，甚至从领导人那里，你也连个屁都听不到。在我被关押期间，我妻子每天都在写那种什么“请愿书”，每天都要打电话到警察局去问：“我丈夫在哪里？只要告诉我他人在哪儿就行！”可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既无半纸文件，也无丁点音信。

　　这些神秘的“有关部门”最奇怪的一点，是一旦你进到里面，你的记忆将被彻底阻隔，你所熟悉的任何事物都将被疏离——你被完全孤立。同时，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还要在里面待多久，你只知道：“这帮人对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这甚至毫无置疑的余地，因为你是完完全全的孤立无援。你问自己：“我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的脑子失去了对时间的认知，简而言之，你就跟疯了一样。任谁也难以承受如此这般折磨，即使是对那些信念坚定的人来讲也同样如此。

　　这座城市，无关他人痛痒、无关街道楼房；这座城，关着你的心。想想卡夫卡的《城堡》吧，一切尽在不言中。城市，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北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个噩梦——是一个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梦魇。

The City: Beijing
　　Ai Weiwei finds China’s capital is a prison where people go mad.
　　
　　Beijing is two cities. One is of power and of money. People don’t care who their neighbors are; they don’t trust you. The other city is one of desperation. I see people on public buses, and I see their eyes, and I see they hold no hope. They can’t even imagine that they’ll be able to buy a house. They come from very poor villages where they’ve never seen electricity or toilet paper.
　　
　　Every year millions come to Beijing to build its bridges, roads, and houses. Each year they build a Beijing equal to the size of the city in 1949. They are Beijing’s slaves. They squat in illegal structures, which Beijing destroys as it keeps expanding. Who owns houses?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the coal bosses, the heads of big enterprises. They come to Beijing to give gifts—and the restaurants and karaoke parlors and saunas are very rich as a result.
　　
　　Beijing tells foreigners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city, that we have the same sort of buildings: the Bird’s Nest, the CCTV tower. Officials who wear a suit and tie like you say we are the same and we can do business. But they deny us basic rights. You will see migrants’ schools closed. You will see hospitals where they give patients stitches—and when they find the patients don’t have any money, they pull the stitches out. It’s a city of violence.
　　
　　The worst thing about Beijing is that you can never trust the judicial system. Without trust, you cannot identify anything; it’s like a sandstorm. You don’t see yourself as part of the city—there are no places that you relate to, that you love to go. No corner, no area touched by a certain kind of light. You have no memory of any material, texture, shape. Everything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ccording to somebody else’s will, somebody else’s power.
　　
　　To properly design Beijing, you’d have to let the city have space for different interests, so that people can coexist, so that there is a full body to society. A city is a place that can offer maximum freedom. Otherwise it’s incomplete.
　　
　　I feel sorry to say I have no favorite place in Beijing. I have no intention of going anywhere in the city. The places are so simple. You don’t want to look at a person walking past because you know exactly what’s on his mind. No curiosity. And no one will even argue with you.
　　
　　None of my art represents Beijing. The Bird’s Nest—I never think about it. After the Olympics, the common folks do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the Olympics did not bring joy to the people.
　　
　　There are positives to Beijing. People still give birth to babies. There are a few nice parks. Last week I walked in one, and a few people came up to me and gave me a thumbs up or patted me on the shoulder. Why do they have to do that in such a secretive way? No one is willing to speak out. What are they waiting for? They always tell me, “Weiwei, leave the nation, please.” Or “Live longer and watch them die.” Either leave, or be patient and watch how they die.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My ordeal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on this fabric, there are many hidden spots where they put people without identity. With no name, just a number. They don’t care where you go, what crime you committed. They see you or they don’t see you, it doesn’t make the slightest difference. There are thousands of spots like that. Only your family is crying out that you’re missing. But you can’t get answers from the street communities or officials, or even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court or the police or the head of the nation. My wife has been writing these kinds of petitions every day, making phone calls to the police station every day. Where is my husband? Just tell me where my husband is. There is no paper, no information.
　　
　　The strongest character of those spaces is that they’re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your memory or anything you’re familiar with. You’re in total isolation.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you’re going to be there, but you truly believe they can do anything to you. There’s no way to even question it. You’re not protected by anything. Why am I here? Your mind is very uncertain of time. You become like mad. It’s very hard for anyone. Even for people who have strong beliefs.
　　
　　This city is not about other people or buildings or streets but about your mental structure. If we remember what Kafka writes about his Castle, we get a sense of it. Cities really are mental conditions. Beijing is a nightmare. A constant nightmare.
　　
　　
原文地址在这里：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11/08/28/ai-weiwei-on-beijing-s-nightmare-city.html

译文来源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45405/215455/?bsh_bid=1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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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理智对待出国读研

前不久著名旅美生物学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在接受中科院研究生院访谈时畅谈了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感受，现将部分内容摘编如下：
1995年后我开始不断回国1999年以后和国内研究生接触就更多。我切身体会到，现在中国有一部分研究生的质量，要比美国好的大学研究生都要好。现在千万不要认为好的学生都在美国，而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生不行，这不是事实。中国部分学科、地区和机构的研究生，其本身
的素质和所做的研究工作，要比美国好的大学还好。这些优秀学生的比例也许还不是很高，但我相信5 年、1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学生中将会产生杰出的科学家，将会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成果，会比同期去美国读学位的同学有更大的成绩。目前国内有很多学生在准备出国，继续攻读博士。但我希望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能认识到上述变化。出不出国，学生要仔细选择，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出国就比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好。我相信今后中国国内研究机构将能培养出更多的世界一流的优秀研究生。

中科院院刊  06年 vol.21 no.4  p279

中国的科研文化   饶毅 施一公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町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口丁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j，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学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科技导报  2010   28(18)    p13

饶毅指出：中国科学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饶毅不久前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科学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进展，但绝不能忽视和世界的差距，中国科学界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饶毅指出，中国科学家近年在世界著名杂志发表论文有所增长。但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已经或很快要成为世界科技大国。饶毅认为，中国对于科学的投入还远低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比重和中国人口对于生命科学的要求。从生命科学来看，中国实际研究的总规模大约不会超过美国两个中上水平大学的规模，中国在生命科学一年的产出，不如日本一个月的。中国对生物技术的热情远高于日本，而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投入却大大低于日本。一般的行政人员和财政部门对科学经费有审核权力的情况，负性干扰科学研究。急于求成的习惯还没有普遍被取代，以致难以对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钻研而作出根本性发现、形成有特点的体系。设计美妙的实验还不多，对科学研究的功利的重视远大于对优雅研究的欣赏和受科学发现而产生的激动。    科学咨询  2003  no.3  p39

俄罗斯年轻人为何离开祖国？

盖兹说，“我们要工作10到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公寓，要工作五年才能买得起一辆车。没有升职机会。想要创办自己的企业非常难。每年的贷款利率高达20-30%，整个体制监管得非常严格。最保险的工作是为政府做事，但我已经做过了，不想再做了。”

……移居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界开放了，而且目前的制度引发了心理疲劳，这种情绪表现为人们不相信当前的制度能够改变或变得更加人性化。没有人再相信光明的前景，反对派不相信，就连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相信。

……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从入学名额到大学文凭，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但是，富裕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地给孩子提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选择，尤其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

百年風雨話玄宗，

東亞先鞭徒成空。

雙十佳節今又近，

銅駝荆棘湮青松。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发布，5月份通胀率为5.5%，为3年来高点，工业增长也超出预期，这将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崩盘的人提供口实。但即使是那些认为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人似乎也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归咎于这种失衡。然而，这种观点有些过于夸大其辞。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同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而非体现不平衡的指标。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GDP的比例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目前家庭储蓄率高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养老金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而同时，社会保障税，对拥有房产的渴望等各种因素都促使个人储蓄率持续上升。

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会下降。在农业领域，劳动力的收入占比将近90%，而在工业领域，这个比例仅为50%。尽管工人享有较高的收入，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是工人直接得到的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

与预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门相对于公共部门的角色越来越重（这也是应该欢迎的），工业内部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断下降。最终，劳动力收入占比的下降——决定了消费模式——是中国转向更有效的增长方式的结果，而非一个问题。

在此次发布的数据和更多有关增长失衡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迟早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村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以及国企和私企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增长——就像其他高收入国家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尚需几年，才能达到此阶段。

同时，那种中国投资过多的看法也存在误导性。实际上，相比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的资本存量占GDP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另外，过去十年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用于住宅建设，试图弥补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不足。

我们还必须记住，将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中国由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说是导致了持续的高消费水平，而非降低了消费水平。中国的个人消费水平和实际工资分别以每年8—9%和10%的惊人增速增长，成为同等国家中的佼佼者。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增长并未失衡。尽管如此，其贸易顺差仍将是西方的一颗眼中钉。从原则上讲，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但解决之道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约占GDP的2%至3%，因此，只要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提升不到1个百分点，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但应该采取哪种先后次序呢？最佳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国企给政府的股息支付，增加公共支出。由于国企的税前利润已飙升至GDP的7%以上，只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就能起到重大作用。

如果中国采取这种做法，国内本已较高的投资比率在短期内可能不必下降，但正确的融资工具，需要增加社会住房开支，减少高端投机建设。加上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持续支持，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中国尽快消除贸易顺差。这也将为改善福利和消费信贷计划赢取必要的时间，使家庭最终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考虑到2016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投资增速有可能会下降，而这些举措还将预防贸易顺差的再次出现，同时还不会损及中国的增长或抑制全球需求。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将让中国彻底消除外界认为其经济失衡的错误看法。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1年6月14日

　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明主的政治发展道路，纷纷建立了明主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明主前景始终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等学者对中国的明主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信明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明主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在中国发展明主是充满希望的；与之相对，黎安友（Andrew Nathan）、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裴敏欣（Pei Minxin）等学者则对中国的明主前景持悲观态度，强调中国发展明主，存在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个世界上，从任何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在明主上有如此少的经验”[3]。本文就是要对有关中国明主前景的海外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其意义，揭示其存在的问题。

　　一、全球化、经济卷入与中国政治明主化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中国明主发展而言，全球化既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也提供了难得的刺激与动力。

　　第一，他们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明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明主的健康运作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验研究早已证明，虽然穷国也可能实行明主，但一般而言，明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普通公民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赋予个人更多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可以转变成政治权力”[4]。

　　第二，他们认为，全球化增强了西方明主国家明主输出的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国际贸易顺利展开的前提，更是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重要保证。在“明主和平论”的影响下，西方明主国家纷纷优化了明主输出政策，在明主输出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明主化进程。

　　第三，全球化削弱了主权国家的能力，减少了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弱化了威权统治者垄断政治权力的动机。全球化在弱化政府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公民社会的力量，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第四，全球化降低了信息成本，促进了明主思想的传播，成为推动政治明主的重要力量。“繁荣的明主需要信息充分的行动者。”[6]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控制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控制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则是观念交流的管道”[7]。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触了不同于前辈所接触的信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念，对明主、法治、人权等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有更高程度的认同感，这一代人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明主发展的中坚力量。

　　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与明主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单向的、直线型关系，也并非完全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实际上，全球化有不大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第一，全球化降低了国家的自主性，弱化了主权国家的功能与能力。“全球化并不是对所有人产生同等影响，它导致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社会排斥的增加。”[8]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往往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恰恰是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少数精英。全球化加剧了不同国家、区域以及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性，在主权国家内制造了分裂，不利于明主的转型与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新一轮的“西化”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重新“殖民化”的过程，全球化不仅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而且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的“自治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将具有自己文化特征的明主价值向其他国家进行输出，这种输出行为本身就是不明主的，甚至还是反明主的。全球化对明主化不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恰恰相反，而是起着破坏作用。

　　第二，全球化在降低政府垄断资源的同时，也弱化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和明主的转型。全球化浪潮增强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使一部分人成为成功者，另一部分人沦为失败者。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分裂不断被制造并加以复制的过程。社会的贫穷是明主的天敌，社会的不平等是明主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唯有当真正的、人为的稀缺被克服，完满的明主社会才是可能的。”[9]戴拉米（Dailami）研究指出，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资本自由化，限制了政府部署收入再分配、管制与风险分担政策，进而弱化了社会公众对明主治理的支持。对明主转型和巩固而言，全球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弱化了政府修复这种分裂的能力。如果我们承认“明主权利内嵌在国家之中，国家的衰落就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明主”[10]。在全球化浪潮中，政府控制资源逐渐减少，政府补偿失败者和改善失败者境遇的能力也随之降低。“经济开放中的失败者在种族或宗教基础上寻求统一身份。成功者可能采取歧视性的政策来维持他们对失败者的优势。”[11]

　　第三，从明主与信息自由的关系上看，全球化在消除主权国家信息垄断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垄断，那就是跨国公司或集团对信息的垄断。竞争是明主政治的灵魂，也是明主政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形态的关键。垄断是与明主政治相冲突的。如同经济领域的垄断会遏制经济竞争一样，政治领域的垄断也会遏制政治竞争。从政治层面上看，国家垄断信息既可能是通过遏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来实现的，也可能是通过对大众传媒进行严格政治控制、防止信息自由流动来完成的。在国家垄断信息的条件下，国家是信息的唯一发布者，按照政治的需要和服务的利益来发布信息，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和信息接触权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明主社会必将因此丧失活力。实践表明，垄断是专制政治的特征，明主政治的天敌，无论是信息垄断，还是权力垄断，都与明主政治对竞争、透明和问责的追求相冲突。全球化对消除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固然有积极意义，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是信息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而是跨国公司或利益集团对信息的垄断。因而，从全球化与明主化的关系看，全球化并不具有革命意义。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有关全球化对中国明主的影响，并非如乐观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积极的，中国明主的前景，是多种力量塑造的，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社会运动、精英政治转型、外来力量的直接干涉、社会经济中的结构变迁”[12]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市场改革、市场化与中国明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明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创造出有利于政治明主化的社会条件，这既是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也是现代化的通则，中国也不例外。

　　第一，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培育了中国明主发展所需要的公民文化。按照英格尔哈特（R.Inglehart）和韦尔热（C.Welzel）在《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明主：人类发展时序》中的研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意义。市场化改革不仅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为中国明主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中国人，由于大多数资源由政府来分配，生活缺乏必要的自由，对自己的命运也缺乏选择的机会与权力。市场化改革为中国人追求自由、按照自身选择过上可珍视的生活提供了条件。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权力在范围上大大收缩了，在权力运用上也大大受到限制了。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而言，生活于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更加追求自由，对不同的观点、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保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彼此之间也相互信任。市场化改革使中国人拥有更多资源，生活有了更大程度的独立性，懂得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利用公共领域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使政府明其所想，知其所需。按照王正绪（Zhengxu Wang）的研究，在中国，公众对明主持较高支持态度，民意调查显示，90%以上的中国公民相信明主是个好东西。生活于70年代后的年轻人，越来越相信政治权利与政治自由比经济福祉或其他物质主义目标更为重要。在未来15年到20年，中国社会将为这些人所主宰，“诸多领导岗位将被这些有明主思想的人所占据”[13]。安德鲁·默瑟（Andrew Mertha）和亨利·罗恩（Henry Rowen）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增强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吴苹等“钉子户”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公民开始“要求国家在保护私有财产权方面承担责任”[14]，“要求政府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15]。王燕莱（Yanlai Wang）等学者调查发现，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公众变得更加宽容，“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愿意在教学与出版领域容纳不同观点，超过70%的被调查者愿意在公共讨论中容纳不同观点”[16]。从政治文化与明主化的关系看，史天健（Tianjian Shi）教授发现，“调查数据并不支持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明主的绝对障碍。……并不证明明主是无望的结论”。[17]

　　第二，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同质性，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中国明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万汉恩（T.Vanhanen）在《明主的前景：对172个国家的一项研究》、郑（Y.Zheng）在《中国将变成明主的吗？精英、阶级与统治转型》中指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中国政治明主化提供了崭新的社会基础。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中国社会人口、资源与信息的流动，使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一个高度开放的“陌生人社会”，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契约性关系逐渐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身份关系。市场化改革造就了一个以利益为取向的社会，带来了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与冲突，促进了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增长和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政治体制，以调整、协调和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上实行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着社会大多数资源，政府塑造着社会，社会很少影响政府，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缺乏制度化的联系，中国政治呈现出自我包容的特点。“官员权威将最大化，而公众对政策的影响将最小化。”[18]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国家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市场化改革，调整了以往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国家不再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拥有者和分配者，先前由国家垄断的资源转移给了企业和乡村的生产者。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执政党丧失了垄断权”[19]。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大大改变，社会力量获得了影响政党国家制度的机会。可以乐观地认为，“只要经济改革使非国有部门保持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强大、更为畅所欲言的公民社会会出现在当代中国”[20]。

　　第三，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已成为推动中国明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业已表明，中产阶级是推动威权国家向明主国家转型的主力军，“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明主”。中产阶级享有良好的生活条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经济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会产生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们不容易接受极端的、激进的意识形态，有资源、能力和愿望来反抗威权政体的政治控制与政治压迫，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推动明主政体的建立和发展。唐敏（Min Tang）等研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大致形成，且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和自我认同感。“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带来中产阶级态度取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们更认可明主统治与价值，而不是威权统治形式。”[21]如果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界定中产阶级，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有更高或者更低的明主取向。然而，如果从阶级自我认同角度或职业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级，可以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对明主的价值有更高认同。对于中国明主前景，应持乐观态度。如同亨利·罗恩（Henry Rowen）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明主化。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传媒更加自由开放，法制更加健全和完备，基层选举质量得到极大程度提高，有限的党内明主也已铺展开来，公民的福利权利受到了法律的有效尊重和保护，民意越来越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重要力量，“经济与社会自由迅速拓展，政治权力受到了约束”[22]。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促进中国的明主化，反而巩固了威权体制，增加了明主化的难度。

　　第一，市场化改革转移了人们的政治视线，经济绩效而非明主合法性成为中国合法性论证的主要范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了计划经济时代激励不足的问题，调动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繁荣。中国市场化改革史证明，“好的经济绩效也可以帮助威权体制维持政治控制与政治合法性”[23]。经过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整体性危机得到克服，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伴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增长而非明主改革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关注的重心；社会福利权利的保障而非明主的政治参与，成为社会公众的真正需求。

　　第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贫富分化，增加了中国明主转型的风险与成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实现了效率，却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在改革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实现了结合，政治精英依赖经济精英来保持执政绩效，经济精英依赖政治精英的庇护来获取经济利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普通公众未能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足与过度现象并存。市场化改革不足，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市场化改革过度，政府放弃理应承担的公共责任，都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市场化改革在造就一个富庶中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2005年，中国10%的富人掌握了中国45%的财富，而10%的穷人仅仅掌握1.4%的财富。”[24]中国已逐渐变成世界上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不平等的极大增加，已加剧了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25]，能否克服由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仍是中国领导阶层未来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第三，市场化改革培养了依附型的中产阶级，这样的阶级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明主化的力量。李侃如（Keneth Lieberthal）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26]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推动明主是历史事实；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推动明主则可能是一个神话。在中国，中产阶级是否已经形成本身就值得怀疑；中产阶级能否通过政治反对的方式来建立明主政体则更不确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国家主导趋向，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改革的受益者。与西方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政府之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策、资金上都高度依赖国家权力，他们“或者受益于他们的党员身份，或者受益于他们与党的干部之间的关系”[27]。“与中国的大多数人相比，中产阶级的那些人已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光明的前程。”[28]通过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等政治合作策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明主化的朋友，而是敌人。为了维持其地位，阻止政治改革符合其利益”[29]。在明主化过程中，有关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与明主化关系的假设，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按照斯蒂芬斯（Stephens）等学者的研究，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的利益来决定的。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与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一致认为，中国的私人企业主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保护他们的投资利益，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虽然中产阶级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他们并不必然是明主化的主体。因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使赋予他们历史作用的人失望”[30]。

　　第四，市场化改革提升了政府的能力，降低了明主变革成功的机率。市场化改革优化了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所带来的“迅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强化了精英，赋予威权国家更多资源，使其有本钱来努力反对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影响”。[31]经过市场化改革，中国各级政府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增强了，控制手段更加多样化了，选择性控制的空间增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知识分子不再像80年代那样是激进思想的传播者和现行体制的批判者，知识分子变得更加保守，更加温和。市场化改革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社会明主变革的可能性。如同裴欣敏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明主前景持乐观态度，亨利·罗恩等乐观主义者对中国明主前景的分析是有问题的，有关中国政治精英会接受明主的假设也是荒谬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威权统治者会因为他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人民受到更好教育而自愿决定放弃权力。”[32]乐观主义者所引用的证据太弱，不足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刺激明主化过程的判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人们对中国明主发展的希望。

　　三、精英录用、精英循环与中国政治明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中国的政治未来既不是由全球化的力量塑造的，也不是由市场化的逻辑来改变的，而是由中国的政治精英来左右的，“正是中国的精英，在中国未来是否发生政治变化上发挥关键作用”[33]。

　　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家，重视政治精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精英对明主的态度和反应，影响和主导着明主在中国的命运与前景。中国社会的大众，只是为中国政治精英推动政治明主提供必要的外在因素。一些研究者指出，从政治精英角度看，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看待中国明主的前景。

　　第一，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的构成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完成了革命型政治精英向技术型政治精英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为中国政治明主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意识到治理与革命之间有着不同逻辑，认识到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他呼吁并倡导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拔合格干部来执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经过80年代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国实现了领导干部的大转换，做政治工作出身的革命型政治精英大多数被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技术型政治精英所取代，“干部队伍的主体已从建国前参加工作以及经受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的干部，转变为建国后参加工作以及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那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80年代的大学或技校毕业生”。相对于革命型政治精英而言，技术型政治精英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34]，比革命型政治精英有更为开放的视野，更加熟悉明主的规则与程序，对明主的价值有更深的认知，有更为明显的明主价值取向。按照李成（Cheng li）的研究，作为中国政治精英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规模逐渐在扩大，共产党员受教育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其结构日益多元化。据统计，“1955年，仅5%的国家领导人受过小学或者小学以上的教育。甚至在1982年，仅4%的共产党员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大多数（52.3%）仅受过小学教育，或者是文盲”[35]。目前，“政治局成员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比从1978年的23%，升至今天的100%。中央委员会成员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比则从26%升至99%。省级主要领导人受过大学教育的百分比从1982年的20%升至2002年的98%”[36]。这些变化无疑为中国政治明主化、建立更为平衡的权力结构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卢锐清（Rey-ching Lu）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当代精英（政府官员、公司职员、传媒人以及知识分子）的深度调查，认为中国的明主是有希望的，中国发展明主也是有前途的。“55.5%的精英是明主的支持者，22.2%的精英不是明主的支持者；16.6%的精英不关心中国明主的问题；5.5%的精英选择不知道。”[37]

第二，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内部已发生分化，精英与精英之间有分歧、斗争与冲突，这种分化、分歧、斗争与冲突为中国政治精英内部的明主化，进而为整个社会的明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分化，利益已多元化了，中国政治精英内部分化与多元化，正是中国社会分化与利益多元化的缩影。政治精英的分化，既可以为中国的党内明主提供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出台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政治精英内部已有广泛分歧，存在着诸多热烈争论，形成不同政治派别。在中央决策层，垄断政策制定权更加困难，精英阶层内部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已经形成，“在政治局，任何人都不能控制公共政策议程”[38]。在具体政治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精英逐渐懂得运用明主的方式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通过明主的政治程序来达成共识，承担集体责任。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始终面临民间明主改革的呼吁与压力，他们认识到了明主的功效，切身体会到明主改革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中国政治精英认识到，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要兴旺发展，需要明主；社会不平等的消除，社会矛盾的缓解，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明主；反对政治腐败，建立责任政府，也需要明主。中国现行体制虽可以进行自我调整，但自我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的。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社会不公正、政治腐败等，这些问题通过现行体制的自我调整难以应对和解决，对现行体制进行明主化改革无疑是他们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升政府治理绩效与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指出，从精英主义立场来观察中国明主前景虽是可取的，但从精英主义立场得出乐观结论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精英虽然面临民间社会明主改革的压力，但他们不会主动去推动中国政治明主化改革，明主化改革会损害中国政治精英的根本利益。众所周知，自由化与明主化是两个不同问题，有不同的任务与使命。自由化主要解决精英权力的控制与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而明主化主要解决权力的来源和共享问题。中国既是一个封建专制政治传统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以党建国”的国家，中国政治传统缺乏权力共享的观念，中国政治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神秘色彩。明主化要求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要求政治权力为所有公民共享。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在中国推进明主化改革，可能会弱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变现有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这势必会遭到当局的强烈抵抗。

　　第二，按照黎安友的研究，中国现行体制仍具有巨大弹性与生存能力，中国政治精英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对执政环境和自身的执政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中国政治精英有娴熟的政治技能和丰富的政治资源来应对民间明主改革的压力。中国的威权体制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会迅速崩溃，更不会像一些比较明主化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会迅速步“第三波”明主化的后尘。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推进政治制度化水平，增强了威权政体的适应能力。通过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和年龄，中国的政治精英实现了权力的和平更替。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管理技能，技术知识，教育背景，政党忠诚，而非个人忠诚”[39]，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标准，“以才能为基础的晋升，已使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权力更高层”[40]。中国的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已大大分殊化，政治结构也大大分化。此外，中国的政治精英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输入机制，保障公民有多元化渠道进行政治参与，使政府能听到社会的呼声。按照谢岳（Xie Yue）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通过权力更替制度化，实施政治合作，采用国家合作主义，制定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等策略，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缓解明主化的压力。权力制度化策略有利于权力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团结，防止因政治精英分裂而出现的统治崩溃；政治合作与国家合作主义策略，防止了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用财富、价值和组织来挑战共产党；制定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实施再分配，有助于安抚底层社会。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应对了来自体制内外的挑战，减少了社会的不满，巩固了政治权力，“封死了中国诸多明主化的可能路径”[41]。

　　第三，中国的政治精英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看，中国政治精英的成长受益于现行体制，他们的政治态度、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无疑会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虽然政治精英内部就具体问题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些政治精英在维护政治权力等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使得政治精英对明主化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对过分强调政治精英的做法深表怀疑，对过分强调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政治精英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其行为也是受到诸多因素限制和约束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单个领导人在自己所处精英层面不能塑造政治的本性”[42]，其政治决策必须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要求，政策调整必须维系权力平衡，“当代领导人不得不在一致与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统治，最高领导人通过强加他们自己的偏好来覆盖更广泛利益已变得不可能”[43]。因而，政治精英进行政治改革和政策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的，完全将中国明主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精英身上也是有问题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派别主义范式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强调了中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些基于利益、关系、政治取向等因素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政治派别之间也绝非是完全排斥的，政治派别成员是变化的，相互流动的。在面临外在的社会压力时，政治精英极易由冲突状态转变为合作与和谐状态，认识到“他们‘所有人在同一条船上’”[44]。因而，在分析中国明主前景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政治精英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与过分夸大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四、评析

　　海外有关中国明主前景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两种态度。三种视角的分析足以表明，中国的明主前景是由多种力量塑造的，学界对中国明主前景的认识是模糊的，充满分歧的。有关中国明主前景的研究的水平也需要进一步提升。从研究方法来看，应更多地“使用建立在调研基础上的民意视角”[45]，深入历史、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民意、民生；从研究态度来看，应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避免观察污染；从研究数据的使用上看，应改变目前大多数研究间接使用他人调研数据的状态，变间接使用到直接调查。

　　注释：

　　[3] Robert A.Pastor，“The Possibility of Democracy in China and its Feasible Paths”，American Asian Review，2000，Vol.18，P.146.

　　[4] Nicola Pratt，“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o.2，2004，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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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政治学系）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 来源日期：2011年第5期

近年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霓虹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霓虹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霓虹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霓虹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霓虹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霓虹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霓虹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霓虹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霓虹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礼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forJapan

　　JapanfortheWorld

　　TheWorldforChrist

　　AndallforGod”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霓虹的偏差

　　此外，中国学界在研究霓虹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霓虹，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霓虹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霓虹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霓虹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霓虹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霓虹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若综而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变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强调多元主义视角和不同观点的重要。此外，福泽渝吉还非常强调保持霓虹文明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绝非随波逐流，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从福泽渝吉对学问的独立和个人思想独立的强调来看，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为公民，一个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断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独立，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和文明，也应当在这样的个人的不断发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独立性。从福泽渝吉的逻辑来看，这二者丝毫不会冲突，而非常美妙地结合为一体。

　　有别于福泽渝吉，霓虹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冈苍天心，则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冈苍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于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出版，首先在国外发行，然后才有的霓虹版本。冈苍天心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1、思想层面，开创了近代霓虹自我认知的坐标系。2、美学方面，是霓虹重要的美学家。3、对茶道的理论化，以及向西方的传播。

　　在思想层面，冈仓天心基本上持有二个主要观点：“亚洲至上论”；以及“霓虹特殊论”。

　　观点之一：亚洲至上论，亚洲一体。亚洲至上，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拥有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拥有孔子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后者则拥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虽然两大文明之间被喜马拉雅的皑皑白雪割断，但亚洲的精神却是一体——追求究极与普遍的爱之扩大，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亚洲的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亚洲文明的形态是复杂而多样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还有东亚的佛教，仿佛东亚所有思想之流汇聚起来的观念论的海洋。但实现这一复杂性的统一的则是霓虹。

　　观点之二，霓虹特殊论。冈仓认为，霓虹实现了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它同时从印度和鞑靼两个源泉中汲取了养分，使反映整个亚洲的特性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天朝和天皇，历史上从未被征服，以及岛国的孤立于世，都使霓虹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储藏库。而在中国和印度，前者历经了王朝的变动，鞑靼骑兵的铁蹄，和愤怒暴民的杀戮，这一切在中国一再发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废墟，什么都不复存在。后者则经历了匈奴族的粗暴对待，回教徒狂热的偶像破坏，还有欧洲殖民者无意识的文物破坏，使阿育王的时代，佛教的经典，以及诗歌的艺术，再也无法唤回。冈仓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文化遗产，只有在霓虹才得以原样保存。霓虹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高级”。因此，作为“上天”之民的祖国的霓虹，其天定命运就是保持并恢复亚洲的样式。使霓虹再生，使霓虹成为霓虹，使东洋的世界平安地穿过众多的暴风雨，带领亚洲走向昔日的坚强巩固。

　　冈苍天心的上述观点，视野相当博大。冈苍天心也开创了霓虹后来的“亚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所接受。但很遗憾的是，进入1920年代后，霓虹军国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最终把“大亚洲主义”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恐怕是冈苍天心和孙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霓虹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的观点，还是保守派的观点，实际上思想都较开明，并不像传统观点描绘的那样崇洋媚外或抱守残缺。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廷的立宪改革会失败，而霓虹的立宪改革却能够成功。

　　现状和差距

　　回头再看，明治维新已经过去140多年，五四运动也已过去90余年。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霓虹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在美国的训导下从废墟中再次崛起。中国在内部不和反复争斗的情况下，踉踉跄跄赢得了二战，随后却在内战更大规模的血与火后选择了极权和激进的道路，最终也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崛起。但事到如今，无论从物质文明的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霓虹却仍然远领先于中国。

　　如果从精神的进步来看，就是同五四时期相比，中国迄今甚至都还没有取得什么非常值得自豪的进展，像当年的陈康、冯友兰、洪谦等一批学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几乎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反观霓虹，虽然在二战之前由于激进势力的兴起导致国内温和派失势，最终招致二战的灾难，但在战后霓虹还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反省，霓虹的文化、学术和思想界的恢复和进步也相当之快。战后的霓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乏明治思想界的超越者。

　　霓虹的状况同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运动的比较中，中国已经落后了50年。而在20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霓虹，但毫不夸张地，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却并没有比五四运动时的状况前进多少，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这个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中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即使如此，现如今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还没能达到1910-1949年期间的峰值。反观1910年代的霓虹，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其高度都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企及的。因此，中国虽然崛起，但仍和霓虹有50-100年的差距。这恐怕还是个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失败的教训

　　霓虹的兴起过程中，明治维新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这个良好的开头却未能持之以恒。霓虹在1920年代之后，在形势本来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连续出现战略失误，最终招致了霓虹帝国的覆灭。这个失败的教训，既是非常惨痛的，也是非常值得汲取的。当然，霓虹为何会一步步走上失败的道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不是本文的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霓虹在改革的最初阶段顺利进行，国内思想文化也蓬勃发展，甚至政治制度也较同时代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先进的情况下（霓虹当时自由组党，媒体也相当自由），为什么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论如何，从霓虹军国主义的兴起来看，霓虹的民意起了很大作用。霓虹在19世纪20年代后连续发生了多次事变，如1921年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首相遭到暗杀，1932年的“五一五”事变，首相犬养毅（孙中山的好友）遇刺身亡，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温和派官员遭到激进势力的排挤甚至杀害。早在二战之前很久，霓虹国内已经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甚至于，犬养毅首相在遭暗杀后，几名青年军人凶手最终被政府无罪释放，而在关押期间还有霓虹民众集体切掉手指头寄送给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这些爱国青年军人。

　　从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霓虹同英国结成了英日同盟，在国际形势中，虽然当时美国力图在东亚制衡霓虹的扩张，但从整体来看霓虹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本来有无数机会，但霓虹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霓虹的正确走向。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在霓虹逐渐出现了一种持久的“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霓虹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强调霓虹的自我克制，约束对外扩张势头的，这些政治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样的，暗杀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势，无所作为。作为二战期间最有远见的战略家之一，石原莞尔的命运是个典范，由于反对东条英机和对华作战，石原莞尔最终从关东军参谋长的职位被赶回了东京大本营，变成了由霓虹宪兵时刻监护的提前退伍军人。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说一千道一万，这只能归结为当时的霓虹人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一个国家总是由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人所组成的，最终的表达和决策也是由这些人的言行综合而成。霓虹尽管在改革之初获得了成功，但随着霓虹所掌握的力量及其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霓虹人的思想发展却没有能够跟上它的武力的增长。尽管同当时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霓虹人的思想水准是领先的，但它没有能够同它的更快速增长的力量相匹配。

　　用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还不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他不懂得克制不会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他掌握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武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变成坏事？尽管霓虹的问题是复杂的，但笔者仍然觉得这个很简单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谨慎看待中国道路

　　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那么回头再看，现如今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比1910年代的霓虹又怎么样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有一个乐观的答案——尽管这个说法很不“政治正确”。但无论如何，中国很快就将获得远超过当时霓虹在世界范围内所掌握的军事力量。那么，如果同样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会不会犯下一连串同当年的霓虹人类似的战略错误呢？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要是不犯错误，恐怕反倒会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样地，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战略错误重现？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大多数民众素质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为是，甚至有一些还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宽容，听不了不同意见，无法用既和平但同时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观点的分歧——那接下来它就难免会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这听起来似乎很刺耳，然而这也正是霓虹在192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现象，而这恐怕也是一种规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样的，在一个国家，那些努力弘扬正义舍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连续遭到淘汰——如果这些人总是肯定会玩不转，会一个接一个的完蛋。如果谁敢提不同意见，谁敢反对掌权的，肯定都没有好下场——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难免是一条道要走到黑。而这也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般的命运——正如霓虹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错误道路。

　　目前，尽管在中国学界存在着众多对霓虹的批评，但总体上看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总是倾向于预设“中国比霓虹更正确”。但现实的情况看来，却未必如此。这就像当年的霓虹民意，总是预设“霓虹比中国更正确”一样，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中国对霓虹的批评，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群体，往往倾向于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将霓虹看作与中国相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他者”。但实际上，从霓虹近代的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继承和发扬。

　　而且，2010年代中国主流舆论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似乎也并没有能够逾越1910年代时霓虹的认识水平。霓虹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中，温和派的主张开始遭到淘汰，霓虹逐渐放弃互利互惠的对华共赢方针，而采取军事扩张的方式，最终给中国和霓虹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霓虹当时虽然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但它始终未能接受这一现实：中国是亚洲的核心地带，霓虹若想融入并领导亚洲，必须通过影响和改造中国，最终依靠赢得中国的支持来加以实现。而同时，这种影响和改造应当是不依赖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进入21世纪，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始终未能对类似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尽管中国已经崛起，但它仍然远不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国若想以自身为核心来领导和塑造亚洲，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和说服近邻霓虹——并且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必须要依赖于霓虹这一亚洲最先进国家的支持。而同样的，赢得这种支持也不应当依赖于武力，而应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内部民族主义的不断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间的对抗，那么在长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国将会重蹈霓虹的覆辙。

　　总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外在论”视角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霓虹所犯下的错误，并没有超出中国历史上国内所曾发生的众多错误，而霓虹的错误同样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错误。从一种“内在论”的视角进行考察，中国和霓虹都镶嵌在亚洲之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正如冈仓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和舆论应当更多地进行自我反省，并从整个亚洲的范围之内来理解霓虹和中日关系，这也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态。

来源: 联合早报网 | 来源日期：2011-06-15

　　当时在中国的同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在深夜看到有留学生宿舍亮着灯，要么是非洲学生喝酒听音乐，要么是东南亚学生在埋头看书，再有可能就是阿拉伯学生在谈论政事。

　　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特别是对阿拉伯学生的描述。一直以来，在政治高压下的阿拉伯各国，私下场合讨论政治如同家常便饭。但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很容易给自己惹上杀身之祸，因此人们只能用笑话来表达对当政者的不满。

　　阿拉伯人通用的一种打招呼方式是“你听了最新的笑话吗？”这就如同中国人见面问候“吃饭了没”一样平常。我所提到的这些笑话都是在强烈的政治高压下出现，反映社会矛盾，也表达出草根阶级对阿拉伯各国政权的态度。在某一个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时期，这种笑话出现的数量就会减少。

　　有人认为，每一个政治笑话都是一场小革命，发泄着底层人民积蓄已久的怒火。弗洛伊德称之为抗议的重要工具，更有甚者，称其是可以多次爆炸的核武器。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现时的阿拉伯民主实践中，一个个揭露当权者恶行的段子成为聚拢民心的工具，同时又不断有新的段子涌现，客观上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政治笑话由来已久，并让很多当权者重视。它就如同一个完整透明的街头民调，你无法修改它的结果，只能引以为戒。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戴高乐将军把街头流传的政治笑话作为老百姓评价自己政绩好坏的一个标准，一旦某条笑话或某份报纸刊登的政治漫画对其表达批评和讽刺，他会认为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程度在下降。

　　同样，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也经常关注在百姓中流传的政治笑话，他甚至要求手下每天到街上搜集关于他的笑话。在阿巴斯还没有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之前，时任自治政府总理的他不惜花500美金来换取他不知道的笑话。

　　埃及革命爆发后，解放广场成为了一个政治笑话创作和传播的集散地，许多阿拉伯研究机构此时也开始重视并分析笑话所产生的影响和它所导致的结果。

　　一般来说，街上的咖啡馆往往是笑话的传播场所，人们三五成群地边喝咖啡边交流着各自听来的笑话和小道消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笑话的又一种传播途径，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专门收集政治笑话的网站。政治笑话无需画面来表现，因此比视频、漫画更容易传播，影响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

　　当然，因为文化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阿拉伯的一些笑话很难让国外读者真正领会其中的意义。在埃及革命时期，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充分发挥了他们非凡的智慧。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几个小孩子旨在赶走独裁者的标语，“穆巴拉克，你快走吧，爸爸一直在看半岛电视台，我们要看动画片！”一个新婚的青年人的牌子上则写着“你快下台，我夫人想我”。抗议持续数天后，解放广场的人们因穆巴拉克的无所作为而愤怒，有人在抗议的白纸上写下“你快走吧，我胳膊都疼了”。

　　这些行为对埃及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有一种说法把埃及人看作世界上最有政治笑话天赋的一个群体。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笑话出自埃及：一次法老一时兴起，想去尼罗河钓鱼，到了那里却发现河里一条鱼也没有，法老指着一群百姓对身边的侍从说，“你把他们扔进去当鱼吧。”

　　现在看来，把这当作一个笑话似乎很牵强，但在当时，民众就已经开始用这种轻松的方式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1889年，一家专门供人进行笑话创作的咖啡馆在开罗开业，咖啡馆的名字就叫“笑话馆”。当时的埃及尽管法律上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实已被英国占领。这个咖啡馆的开张立刻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一个个针砭时弊、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笑话也从这里传播到阿拉伯各地。

　　在穆巴拉克时代，由于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底层民众对上层建筑的不满日益加深，政治笑话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天，穆巴拉克与他的政府官员正在召开一个夜间会议，他的夫人打电话给他，“哈比比（亲爱的），我在家里听到了一些怪怪的声音，恐怕是有小偷进来了。”穆巴拉克淡定地安抚妻子，“你放心吧，他们都在这儿开会呢。”

　　穆巴拉克访问一所小学，他问一个学生，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啊？学生回答，“总统阁下，我想要当一名部长。”穆巴拉克笑了，“孩子，你是笨蛋么？部长有什么好当的？！”学生不解地问，“总统阁下，这是当部长的必要条件么？”

　　一个在埃及旅游的美国人不屑地对埃及导游说，“你们太没有民主了，在美国，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在大街上骂美国总统。”埃及导游哈哈大笑，“你错了，我们这里最民主了，你没看我们的人民天天在街上骂美国总统。”

　　一些笑话讽刺了政府的低效和无能。开罗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坑，引发多起交通事故，很多人因此被送往医院。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卫生部长建议在坑的旁边建造一所医院，方便伤员治疗；交通部长建议多进口一些救护车以便及时运送伤员，双方因此争得面红耳赤，只得将问题报送穆巴拉克。穆氏怒斥两位部长：“白痴！现在经济这么困难，你们就不会把这个坑填平，到医院旁边再挖一个新的吗？”

　　在病床上，病入膏肓的穆巴拉克哀叹道：“要是我去了，埃及人民怎么办啊？”他的顾问安慰他：“总统先生，不要担心埃及人民，他们吃苦耐劳，即使吃石头也能活下去。”穆巴拉克不再哀叹，并陷入思考，过了一会，他告诉顾问去把石头的独家经营权授予他的儿子阿拉。

　　穆巴拉克对权力的贪婪，也反映在民间的政治笑话里。一天，穆巴拉克、奥巴马和普京正在开会，突然上帝出现在他们面前说：“两天之后就是世界末日了，快去通知你们的人民。”3位领导人回到各自国家的首都并准备发表电视讲话。在华盛顿，奥巴马说：“亲爱的美国人民，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是我可以证实上帝是存在的，坏消息是上帝告诉我两天后世界就将毁灭。”在莫斯科，普京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公民们，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两条坏消息：第一，上帝是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上个世纪里大部分时间我们信仰的东西都是错的；第二，两天之后世界将毁灭。”在开罗穆巴拉克说：“我的埃及子民们，今天我有两条非常好的消息带给大家：第一，我刚和上帝举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第二，他告诉我说我一直是你们的总统直到世界末日。”

　　在另一则笑话中，克林顿总统访问埃及的时候，对总统穆巴拉克的支持率如此之高以及他不费吹灰之力赢得总统连任非常惊讶。对穆巴拉克说：“我马上也要进行连任选举，你能派你的选举顾问去华盛顿在大选中助我一臂之力吗？”穆巴拉克欣然同意并把他的选举团队派往美国帮助克林顿。在选举日，所有的计票工作结束后发现，穆巴拉克获得了90%的选票。

　　出租司机艾哈迈德在汽车里挂了3位埃及总统的照片。一个外国人问他，这些人是你的家属吗？艾哈迈德说不，第一个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纳赛尔，第二个是亲爱的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总统萨达特。外国人指着略显肥胖的第三个人问，“那这个呢？”“哦，这是我合作伙伴的父亲。”

　　埃及官场的腐败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官员们只顾及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对人民疾苦置之不理。

　　一个渔夫在尼罗河里钓到一条大鱼，他高兴地抱回家给妻子。“我们炸着吃吧！”妻子说。“油很贵，我们已经快买不起了。”渔夫很内疚。“那就蒸一下吧。”妻子遗憾地说。“没有天然气。”渔夫皱了皱眉，“那就煮着吃吧。”“停电了。”……过了一会儿，渔夫耸了耸肩，走出门去，“没办法，只能把它放回尼罗河了。”渔夫一松手，这条鱼飞快地跃入水中，同时扭动着臀鳍高喊 ：“穆巴拉克万岁！”

　　有一个贫穷的埃及人即将迎娶心爱的未婚妻，新娘的父亲向他索要巨额彩礼。他向身边的朋友求助，朋友问他，“新娘的父亲什么职业？”“警察。”朋友会心一笑，“好办，把他叫住给一百块钱私了就行了！”

　　在解放广场上，两个埃及青年憧憬着未来。“如果我们胜利了，下一步怎么办？”“那还不简单，肯定是跟突尼斯打决赛了。”

　　在革命之后，新的段子很快诞生并在阿拉伯世界流传。下台后的穆巴拉克想尽一切办法逃跑，为了躲避追赶的人群，他爬上了一棵树。过了一会儿，也门总统萨利赫也来了，看到树上的穆巴拉克，说你下来吧，我给你一千万美金。穆巴拉克不听。又过了一会儿，卡扎菲拿着一把电锯大摇大摆地走来，吼道，下来，不然我把树锯了！穆巴拉克于是乖乖地爬下来。萨利赫抱怨说，你胆儿真小，我给你一千万你不理我，卡扎菲一说锯树你就下来了。穆巴拉克说，你是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可卡扎菲他是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

　　萨利赫经常强调，他可以下台，但前提是先与反对派在谈判桌前进行对话。他的私人医生建议他摆脱持续多年的烟瘾，他说，“可以，让我们先坐在桌子前面对个话吧。”

　　在也门革命中，很多军队和政府官员纷纷倒戈，加入了反对派阵营。一天，萨利赫的儿子，也是萨利赫指认的总统接班人艾哈迈德跑进总统办公室，一只手摆出胜利的手势。萨利赫问儿子，“我们胜利了吗？”艾哈迈德回答说，“哦不，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穆巴拉克和萨利赫们永远做着皇帝新装的美梦，用美好的宣传粉饰内心的罪恶。

　　一个笑话不能引发一场革命，更不足以让一个政府下台，但是他起码能让百姓看清新装后真实的皇帝，终有一天独裁者自己会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一场黑色幽默。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1-06-03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1062037771.html

1、参阅资料，杨恒均的《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有赖“思想偏激”的人》
2、参阅资料，港媒的《向钱看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时候》
3、参阅资料，施玮的《被“一切向钱看”点燃的地狱之火》
4、参阅资料，苏明的《肆意掠夺百姓XX危在旦夕》
5、参阅资料，张宇的《北师大教授“警告”学生：40岁没4000万不要来见我》
6、参阅资料，晏扬的《“40岁4000万”是励志还是羞辱？》
7、参阅资料，刘辉的《4000万的励志格言很给力》
8、参阅资料，度北的《“太阳”的红色风暴惊醒中国人》
9、参阅资料，度北的《心弦瑟瑟思华年》
10、参阅资料，度北的《紫阳高照大地，风范永存人间》
11、参阅资料，小平亨瑞的《评让北师蒙羞的四千万叫兽董藩》
12、参阅资料，周斌的《清明，写给张妙两岁孩子的一封信》
13、参阅资料，周忠民的《药家鑫不死我们就革命不解释》
14、参阅资料，汉网的——长江日《许智宏：中国无世界一流大学》
2011.04.28
 

　　两位大胡子，在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公民社会是随中产阶级财产和商业利益而来的概念，在当代，公民社会作为私人利益空间，与作为公共管理的政治国家剥离开来，并成为国家之基础。按公产主义理论创始人的意见，没有一个不受政治控制的表达私人利益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现代国家。

　　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里是找不到“公民社会”这一提法的。马克思（为行文方便，下面一律只称马克思）的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被译作“市民社会”。但这词在英译本里就是 civil society——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的词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里的“市民社会”，其实就是“公民社会”。下文中，两词可以交替使用。

　　我们在学校学马克思主义，只是学一些既定结论，很少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自我扬弃的发展过程，这本书和同样写于《公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就有了特殊意义——它们展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的“异化”之说，主要就从这些早期著作中来。

　　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设想，也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萌芽的。我们在学校学历史唯物论，只是背些“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教条，但这个说法究竟是怎么来的？这就和马克思的“公民社会”概念有关系了。懒得抄书，俺尽量少拿马克思那些七弯八拐的话骚扰大伙儿。兄弟我直接将意思叙述出来，伟大归马克思，错误算老农的。

　　在欧洲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是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农奴种领主的地，政治上也人身依附于领主。德国当时大体上仍然处在这样的阶段。单纯观察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大概很难产生剥离经济和政治、将两者分置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想法。不过，当时英国和法国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给马克思一个对比，供他考察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马克思发现，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契机，是市镇里逐步聚集起以工匠和商人为主的自由民，他们或许仍是国王的臣民，但并不依附于某个领主。这些市民结成各类社团（英文的 society，既是社会也是社团），比如行会，制订与买卖有关的规则并处理商业争执。这些市民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经济（市民交易）和政治（封建领主制度）的分离。这些市民，形成了封建政治之外的由各类自由民社团组成的调解市民私人利益的“社会”。在这个公民社会里，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然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在英国和法国，迫使法律与国家政治发生了保护和扶植这一关系的变化。马克思相信，他的祖国德国，虽然现在落后，终将发生相应变化。

　　在青年马克思那里，经济这个基础，其实盘踞于公民社会之内。“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政治形式最终要适应公民社会的商业和工业生活，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公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历史唯物论生根出土了。

　　马克思说“公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是马克思将它“设计”为现代国家的基础。马克思是西方人，周本红同志因此说“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按红红的逻辑，倒也不算错。反正，某个美国报人讲了红朝几句，红红就大叫大嚷“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红红习惯了把个人看法也当作国家利益冲突。但说“误信、误传甚至落入”陷阱，则本红同志置宪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于何地？其实本红同志连句子都没写对：陷阱如何误信误传？谓语和宾语搭配不起来嘛。

　　难怪上个月重阳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校长精品加博士讲话的主题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校长说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已经出版发行，领导干部要精读其中代表性篇目。本文提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文字，就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周本红同志可否考虑拨冗入学，去党校提高提高理论修养？

　　学界现在将人类活动划分为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大块。现今理解的公民社会，与马克思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马克思的思考过程仍然于我们有启发。红红赶走国民政府之后，建立的猩社会是什么性质？按亨利·基辛格的观察，这是一个陈旧的封建社会。这几天在读基辛格的新书《On China》。老基如今在红朝有巨大商业利益，说话很谨慎，不肯再讲从前说过的一些话。整整四十年前，这老兄秘密访华，他说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每次与中方人员见面，那些人的出场次序永远都是一样的，不会抢在官高一级者之前，也不会落在官低一级者之后。

　　在老基这样的西方人看来，按他们基于西方历史的理解，这种严守次序的微小谨慎，其实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映。这一理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４９年之后的猩社会，其实是政治、经济一体的。工作领钱的“单位”，同时也是是接受政治管理的地方。书记相当于封建领主，掌有生杀大权。书记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将某人列为敌对分子，可以将他送去青海劳改；罪名扣得重点，甚至可以让他吃枪子。

　　要到老邓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出现享有部分自由的私营经济活动。同时，人们也有了政治批评的胆量。即使你因此被踢出“单位”，你仍然可能在私营经济里混一口饭吃。市场经济甚至使得“单位”都更难被控制。上星期《南方周末》有篇文章，《信息是硬道理》，说是“最近，重阳媒体记者很闹心，去各地采访，接连碰了南墙”。官党媒体要断“单位”财路，“单位”扯烂喉舌维稳。

　　有记者就周本红文章向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征求意见，汪先生说：“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些初步形态，却远远未达到公民社会的水平。而从大趋势看，社会组织、民间组织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选择了市场经济，社会组织是不可避免的。”这几句话说得非常马克思主义，老农不敢掠美，放在这里作本文结语吧。

【专栏说明】　本专栏每周五更新，允许非商业性转贴。每月第一个周五吴说八道杂拌儿，第二个周五鼓吹女男平等，最后一个周五评书评电影或附庸风雅，倒数第二个周五毁人不倦谈教育。如果当月有五个周五，中间那个放国际随笔。

吴澧　更新于2011年06月3日

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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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优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惧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饨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人麻痹、稍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饨饨，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日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一、民主民上是今世言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问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助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人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胜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固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原文1946年9月1日发表于《观察》第一卷第一期     

和人大的周濂同学一同采访了桑德尔老师。载于《南方周末》，和报纸版略不同。

另，庄严推荐一下桑老师的书《公正》，中文版已出。在政治哲学已经被诸多中国学者搞成一种装神弄鬼的巫术之后，终于有一本清澈见底的当代政治哲学书可读了。

－－－－－

刘瑜: 我们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所以我们就直接切入访谈，好吗？

桑德尔：好的。

刘瑜：您可能已经听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支持这个概念的人主张在中国引入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因素，但反对这个概念的人认为它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外衣，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存在超越文化和国家的“普世价值”吗？比如，在您看来，存在普遍的人权吗？

桑德尔：因为你刚才说到这场辩论的政治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普世价值”这个词的精确含义是什么。我想说两点，或者说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上的“普世主义”和“相对主义”。正义和道德是否仅仅意味着某时某地碰巧流行的习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正义和道德不仅仅是恰好在某时某处盛行的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在“普世价值”的辩论中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超越特定时空的正义和道德原则？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有史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在辩论如何找到超越“习俗”的正义和道德原则。我觉得，如果把价值的普世性假定为把某一个地区的政治系统强加给其它国家，那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普世价值”这个基本概念的反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是一个损失。

刘瑜：有人可能会说：不存在抽象的道德，道德总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形塑的。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对女性的歧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可能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您认为这种说法有任何道理吗？

桑德尔:在这里，我们需要具体地看历史上女性被歧视的案例。举例来说，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偏爱生男孩但是排斥生女孩的现象，人们用堕胎、B超或者基因操控等方式来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在谱系的另一端，比如说有些宗教社区存在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分工，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这是歧视，另一些人则会说这是一定宗教教义下的角色分化。那么，我认为用以评判第一个例子中的道德标准未必能用于第二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当我们谈论“歧视”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歧视”背后的社会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的含义，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区分歧视和参与者们都能接受的角色分化。有些“歧视”也许是歧视，有些也许只是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方式——除非我们真正地了解了这种自我认识方式，我们不能轻易地指责它。

现在，我回到你的问题，道德是抽象的还是历史的？我认为道德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普世的。拿奴隶制来说，美国因为奴隶制问题打了一仗。19世纪初，有些美国人认为奴隶制是不正义的，有些人则为之辩护。今天，2011年，我们往回看，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奴隶制是不正义的”。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奴隶制仅仅在今天是不正义的。它还意味着，即使在当时，奴隶制也是不正义的，就算当时有些人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有可能用一个道德标准来评判不同的时代。这并不是说道德没有历史的维度，我只是说我们有可能从道德上评判过去的实践——即使它已经是过去，我们仍然可以说：“不，他们当时就错了，而不仅仅是今天错了。”

周濂：那么，您认为存在“道德事实”或者“道德真理”吗？

桑德尔：我认为“真理”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道德，就象它可以适用于历史。关于历史，我们可以同意它的确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但历史事实也向诠释敞开，那些诠释当然是可以争论的。我想说，道德也是一样的。对道德真相存在争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正确答案，就象存在不同的历史诠释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历史真相一样。我认为道德可以是“真的”，就象历史可以是真的一样。我们承认存在不同的诠释、合理的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等量齐观。

周濂: 根据您的看法，社群主义之区别于自由主义，在于正义的观念必须要预设某种特定的善的观念。去年在阿富汗，塔利班游击队判决用乱石砸死一对通奸男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做法符合当地人的宗教和道德观念。 那是不是意味着，塔利班的这个惩罚也是一种正义类型。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桑德尔:我的确说过，除非我们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善的观念，我们无法界定正义是什么。但我并不会说，不同的善的观念是一样有效的。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去批评那种因为通奸而将人砸死的做法和观念。我不很了解伊斯兰法，但是让我们假定，砸死通奸者是符合伊斯兰法的，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种法是否道义上正当。

同样，在中国和美国，我们都有死刑。在美国，有很多人讨论死刑是否应该被废除。你可以问，死刑是否符合美国宪法所体现的善的观念？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美国宪法。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的，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有的人则会说，不，死刑所体现的复仇精神、不人道、以及对政府行为的过度信任并不符合宪法精神。所以，对宪法精神到底是什么，对宪法精神中的善是什么，存在争议。这是美国的例子。这个例子表明，死刑到底是否应该废除，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且是一个我们如何理解“善”的问题。

回到塔利班的案例，我不知道对如何诠释伊斯兰法是不是也存在争议，但从我对其它宗教的了解来看，它们一般对教义、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的惩罚机制都存在不同的诠释流派。理想的情况是，至少我希望看到，在伊斯兰信徒、学者和领袖当中，就现代世界中如何理解传统也存在着辩论。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犹太教的历史中有一些“重新诠释教义”的重大时刻，那么对于伊斯兰教，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重新诠释”时刻。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不想给一个完全抽象的答案。

刘瑜: 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您刚才指出，一定的权利观念取决于一定的善的观念。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正如您所暗示的，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区分相对合理的善的观念和相对不合理的善的观念？ 鉴于您是一个社群主义者，在您所倡导的“善的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忠诚和团结”。我一定程度上能理解您的看法，因为对认同的追求是人的天性之一，而且这种天性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如何区分“合理的忠诚”与“不合理的忠诚”？比如，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历史上存在着很多争论，那么，在您看来，我们能找到一种途径，来区分“好的爱国主义”和“坏的爱国主义”吗？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格外重要，因为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精神”总是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阻隔。

桑德尔:我不认为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区分二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爱国主义都有黑暗的一面，尤其当它变成一种军事沙文主义或者一种固步自封的观念时，这使得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看作一种危险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认同感势必为一定的社区所形塑，那么国家、民族是这种社区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挑战是，如何尽量去强化认同感当中“相互责任”的部分，但又不滑入沙文主义或者固步自封的爱国主义。很难说存在一个简单的标准，这只能一个在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不断协商调整的过程。

周濂:学者谭米尔认为，如果我们必须接受民族主义，那么“自由的民族主义”是最可接受的，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桑德尔: 我认为她的说法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由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过我很尊重她试图融合二者的努力。

在“自由民族主义”之外，另外一种将民族主义看作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力量的视角是，不同层次的社区对我们形成不同的规范。民族主义只是认同感的一种，但我们还有对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认同，对语言共同体的认同，地方主义等不同层次的认同感。现代社会的一个有趣之处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忠诚”中生活——有些可能是相对普世的认同感，有些可能是相对狭窄的——那么，民族主义只是这些认同感中的一种，它必须与更高和更低层次的认同感竞争，就是说，民族主义需要接受来自上方以及来自下方的挑战。这种竞争可以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不过，困难在于，人们发现协调不同层次的认同感并不容易，它可能导致焦虑、恐惧，以致于有些人会坚持抓住单一的主权国家认同，而这恰恰导致我们前面谈到的危险。也就是说，危险民族主义是现代病的一个表征，因为现代生活要求我们生活在多重社区和多重认同当中，这令很多人恐惧不安，而当人们恐惧不安时，他们可能选择一种简单认同来消除困惑和焦虑。

周濂：您可能知道，在中国，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还相当弱小。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倡导社群主义会有强化国家主义的危险吗？

桑德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公民社会很弱小，鲜有中间机制来协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社群主义的理念可能会是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认同感要么只能是国家主义的，要么只能是个人主义的。只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很发达时，社群主义才会是一种多元的伦理观。这也是托克维尔的观念，他认为美国民主的要素之一就是中间团体的发达。所以，认同和社区的多元化，是社群主义伦理观的要素，否则所有的认同感向一个单位集中。

刘瑜：如果说一种健康的社群主义取决于社群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推论，一种健康的社群主义事实上也取决于自由主义的土壤？

桑德尔：我可能会说“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往往隐含着个人主义的内涵。

刘瑜：您之前说“一定的权利观念取决于一定的善的观念”，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定的善的观念取决于一定的权利观念”？这是因为，如果健康的社群主义需要多元化的前提，但只有在一个有相对自由和尊重权利的社会里，“多元化”才是可能的。

桑德尔：允许多元化存在，这很重要，这是社群主义伦理的一个条件。如果你要把这种多元化的土壤称为“自由主义”，你可以这样说。

刘瑜：对，这是我理解的自由主义。

桑德尔：但这是一种“托克维尔式”的自由主义，非常不同于那些强调个人而不是社区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所以我必须澄清我的看法。如果你认为社群的多元化是你理解的自由主义，你可以这样说，但这与我所理解的、影响深远的另一类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后者强调更多的是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多样性而不是社群的多样性。如果你对自由的理解是托克维尔式的，那么这和我的看法一致。

周濂：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托克维尔的观点？在您的书中，您称他为“共和主义者”，但刚才您又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桑德尔：我只是顺着她的逻辑在表述而已。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所指是什么。在我的书中，共和主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们共同治理国家；另一个则是公民共同培养德性，形成好的心灵习性，向“共同善”靠近。这和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倡导公民教育和共同善精神，而是强调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权利，这是我理解的“共和主义”。

周濂：对，您在书中提到两种共和主义，一种是卢梭式的，一种是托克维尔式的。

桑德尔：对，我倾向于托克维尔式的，因为卢梭式的共和主义存在向单一“主权意志”靠近的风险，而那正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危险。我之所以偏好托克维尔，是因为他一方面强调自治和分享，另一方面也强调公民德性和品格的培养，而且他强调社群的丰富与多样。这是我对托克维尔的共和主义的理解。很多自由主义者反对对公民德性和品格的培养，因为他们认为这妨碍了个体选择自己偏好的德性和品格。这是为什么我坚持区分两种自由主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只要我们区分了这两种观念，并且知道我们使用概念的含义，那么我们用什么标签就并不重要了。

我想补充一点，在我与自由主义者的这场辩论中，一个关键的分歧就是培养公民德性和品格的重要性。我认为对于一个好的社会，这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公民教育、共同善非常重要，而很多自由主义者对此持怀疑和警觉的态度。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的一场辩论。我个人倾向于反对那种“过度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同情那种强调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观念传统。但我不希望自己的观念被用来为单一的、排它的“主权意志”辩护，这与我的多元主义观念是不相符的。

刘瑜：我想提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刚才您谈到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区分。在您的书中，您则强调了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等不同的正义观念。因为您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这些不同之外，它们是否存在相同之处？它们是否都假定了一定的底线自由？

桑德尔：它们都关切一定的自由，但它们对自由的看法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有人将自由理解为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有人则将自由理解为最大程度地促进人们实现自己的潜能。后者是共和主义的、托克维尔的、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自由并不仅仅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只有当我们能够参与到那种帮助我们实现潜能的公共生活时，我们才是自由的。这是我所支持的自由观。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则强调“选择的自由”，我称之为“消费者式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观在我看来，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类去追求实现潜能的能力。

刘瑜：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西方社会，今天你们的辩论是相对技术化的，比如“平权行动”法案是否合理？“福利国家”的尺度何在？你们不再辩论人们是否应该拥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但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对这种基本自由的价值还存在争议。在这个前提下，找到不同正义理论的相通之处可能就比强调它们的不同更重要了。

桑德尔：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同意同一个辩论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在我们的国家被视为根本对立的辩论，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会被视为同一个立场里的小分歧而已。从远处看别国的政治和哲学辩论，经常会有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在另一个背景下——比如在中国——和你们这样的学者、或者中国学生讨论我的理论，是件非常有趣的的事情。也许我的理论对于理解思考中国有点小小的帮助，但是显然，通过了解你们的辩论框架，我能学到的比能教导的要多。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周濂：四年前，我在清华听过一个您的讲座。在那个讲座中，您提到了儒家文化中的“亲亲相隐”观念。在您看来，在今天的中国，儒家传统能够有什么样的功能？儒家传统在中国会有象亚里斯多德传统在西方那样的生命力吗？

桑德尔：我希望我能够对儒家传统所知更多，但我并不了解，所以我不够格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据我所知，儒家传统有关于“德性政治”的丰富洞见。我的书是在西方的亚里斯多德传统中倡导德性伦理，我不能判断现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德性，但我的确认为，西方社会中复兴亚里斯多德德性伦理的努力，和中国社会中某些学者企图复兴儒家德性伦理的努力，两者之间有种有趣的关联。对他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我很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为实现这一点，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西方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学者和研究儒家传统的学者一起阅读彼此的一些理论经典，共同讨论，相互学习。

周濂：在很多地方，您谈到，宽容、公正等“自由德性”并不足以支撑现代社会，那么您认为，在现代社会，哪些德性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可能复兴古代的德性，并以之取代现代的自由德性吗？

桑德尔：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取代”宽容、公正等德性，这一点我想说清楚。我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什么是“善的社会”、“善的生活”的理解，宽容公正等“自由德性”是否可能独立存在？甚至宽容、公正、多元这些概念本身，如果不借助于一定的“善”的观念，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并不想取代宽容、公正这些观念，但我想探讨实现宽容、公正、多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我认为，在可能为这些自由德性提供的思想资源当中，一些古典文本、其中关于公民德性、共同善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周濂：您认为存在一个德性的高低排序吗？您认为宽容和公正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吗？

桑德尔：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价值排序的问题，因为我和自由主义的辩论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太强调宽容和公正了，而是他们为宽容公正等“自由德性”提供的基础不够坚实。我并不想找到比宽容、公正更重要的价值，我只是想给它们一种新的诠释，使之有一个更深厚的道德以及实践基础。所以我不想找到一个宽容公正“之上”的东西，只是想——

刘瑜：找到宽容公正“之下”的东西。

桑德尔：对，“之下”以及“之中”的东西。

刘瑜：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在书中谈到，“同意”既非道德义务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

桑德尔：这让你有所不安。

刘瑜：对，因为民主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的精神。如果“同意”并非道德社会的前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道德社会并不需要民主？或者说，在您看来，如果没有民主，我们可能建立道德社会和正义社会吗？

周濂：我也有相似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在民主问题上存在重大的辩论，而您写了一本《民主的不满者》，所以我们想知道您的看法。

桑德尔：我所理解的好社会，是那种帮助人们实现最大潜能的社会，让人们最大限度地“绽放”。这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观念，而这一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分享”和“自治”。亚里斯多德认为，“分享”和“自治”是人类“绽放”的一个必要因素，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共同商讨什么是“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如果那样的理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政治体系能够促进人们在政治当中实现有意义的参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上各种形式、程度不同的民主——尽管有其不完美之处——似乎指向那个理想。它们肯定还没有实现那个理想，比如金钱在政治竞选当中还是影响太大，导致人们在政治当中还不能完全有意义地实现参与，但民主制度至少指向那个理想。

刘瑜：那么，您的意思是，民主是意义重大的，但其意义不在于实现“同意”，而在于它帮助人们实现“分享”和“自治”，从而实现人类潜能的绽放？

桑德尔：对，那正是我的意思。很多西方的哲学家可能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可能会说：把人类潜能绽放作为政治的目标，这太理想化了，太苛刻了，民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追求自利时有一个政治渠道，投票的含义就是表达你的个人偏好而已。我认为这种说法削弱了民主的含义，因为它把民主看成市场的一种，这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政治观。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对公益的协商、多元化的意义、以及实现人类绽放的终极目标。有些人持个人主义的民主观，但我认为对民主最好的辩护来自于我们对人类潜能绽放的向往。

周濂：1998年，你在一次演讲中讨论了“钱不能买到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市场的局限性。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您对这种状况有什么建议吗？

桑德尔：我的建议和我对美国社会的建议一样，因为美国也是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我的看法是，市场对于组织生产、制造繁荣是一个宝贵的工具，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市场也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繁荣，但市场不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存在着“市场价值”将“非市场价值”挤出我们的视野的危险，这些“非市场价值”包括正义、公正、平等、社区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感。美国存在这种危险，欧洲有些人也担心这种危险，在中国，当我得知市场的势头时，我也有同样的担忧。所以我的建议是，市场是促进繁荣、组织创造性生产的工具，而且是宝贵的工具，但它不是目的，一些更重要的、道德的目标不应该被遗失或者遗忘。事实上我现在正在写的书，书名就叫《钱不能买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

周濂：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如何描述中国的政治体系？

桑德尔：你能给我一些选项吗？

周濂：比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

桑德尔：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刘瑜：也许上述选项都是对的……好了，桑德尔先生，我们已经用完了采访时间，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

桑德尔：谢谢，我非常享受我们的谈话。

本岗位面向退休或内退人员；每天工作七小时，也可在家工作。

岗位职责：

影视节目质量审核，要求对影视节目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可看性以及介质的音画效果作出准确的概括和合理的评估，挑选出适合在公司各业务平台播出的节目内容。
岗位要求：
1、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责任感强,工作细致、耐心。
2、具有政治觉悟，关心时事。
3、会计算机操作。
4、有教师、党政机构、媒体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方滨兴现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也是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他是导致中国网民被隔绝在数以千计外国网站之外的“中国网络防火墙”关键部分的首要设计师，也主持建设了“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

方滨兴对于中国政府严管网络持支持态度。如谷歌公司因不满中国网络监管制度，在2010年准备退出中国时，方滨兴便认为，谷歌不服中国法律可以退出。2009年6月，他也曾说过中国政府要具备“舆情驾驭能力”，要关注“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如何对网上热点话题做访问，如何提高处置网络的能力”。

今年5月18号，对于最近出现在中国不能登录国外网站一事，他说由于国际流量费用问题，网络供应商有动机去阻碍用户访问国外网站，却只字未提他协助建立的网络防火墙，具有屏蔽诸多国外网站的功能。

*错以谷歌“寒蝉效应”为借口*

在网络审查方面，方滨兴反过来指责其他国家，还以谷歌为例。

他在2010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说，谷歌有个“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s”计划，透过投诉，来审查谷歌上的言论，并且还由他专门组织的学生做过测试，谷歌在约180个国家当中都在执行这个计划。方滨兴借此攻击谷歌也进行互联网的审查。

但其实寒蝉效应计划，并非谷歌公司独创，而是一个由众多法律学者与科技专家，包括来自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专家等，所开展的一个民间项目，其宗旨是要协助互联网用户保障他们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的权益。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正是言论自由权。而该计划并非如方滨兴说的，在帮助谷歌进行互联网审查，而是正相反，是谷歌若收到大量用户申诉对某些网站内容有疑虑，谷歌会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寒蝉效应计划，以供这些有关学者进行研究。

*对别国网管政策断章取意*

2010年1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网络自由”演讲之后，方滨兴驳斥说，网络监管是国际惯例。

他举例说，澳大利亚出台了《广播服务修正案》以及《反种族歧视仇恨言论法》，对于网络上出现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信息，以及涉及种族歧视言论，进行管制。法国、加拿大等国对于类似信息都有法令管制。

方滨兴还说，美国对于儿童色情信息、种族仇恨信息、未经许可的个人隐私信息、网络欺诈信息、恐怖主义信息等，都有所管制，美国并针对网络色情颁布了《通讯新闻准则法案》。

不过方滨兴没有说明，上述国家并没有阻挡对政府不满人士在互联网上发表个人言论，上传抗议视频到YouTube，甚至允许持不同政见、宗教信仰的人，比如茶党、劳工活动人士、环保人士、同性恋者等，使用如Facebook、推特等互联网工具，号召成员组织团体活动，包括到白宫或国会前面进行示威抗议。他也没有说明，如果活动人士试图在中国这么做，将会如何。

*自己任意翻墙 被网民指“两面”*

正当大批中国网民被方滨兴协助建造的网络防火墙阻挡的同时，有报导说方滨兴自己可以任意享受外界宽广自由的网络世界。据2011年2月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导，方滨兴家中电脑有多达六个的虚拟专用网络（VPN），他可以借此翻过自己参与设计的网络防火长城。网民对于这种两面做法，表示愤怒。

2010年12月，方滨兴在新浪微博设置帐号，立即遭到大批愤怒网民围剿，最后停止使用他的微博帐号。有网民说“每次连接被重置，我就想起了您。”不过方滨兴说，他受到网民批评，是“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来源  美国那啥   第一部分已经被方斌兴吃了。实验证明。这部分可以放行。

被称为“中国网络防火墙”之父的方滨兴，5月19号准备在武汉大学讲演的时候，被不满网络审查的学生扔掷鸡蛋与鞋子。

扔掷鞋子的女学生寒君依(推号@hanunyi)，星期六在自己的博客《草草草堂》上贴文，名为“我砸中方滨兴了吗？”，阐述事情发生经过。她说当时她换上“艾神”（艾￥￥未）ZZ的脑恤（艾未@！未被成都警方打后创作的一款脑充血T恤），穿上一双帆布鞋（之后用来丢方滨兴），急忙就去了。她并澄清几个误解，如扔鞋的地点并不在讲座上，而是方滨兴下车准备进去时，是在大门外。她并说“那个时间，那个际遇，是谁都会上去的。”

方滨兴招致中国网民如此的不满，一夜间让他成为民间争议的焦点人物。

*主张网络管制由来已久*

方滨兴现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也是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他是导致中国网民被隔绝在数以千计外国网站之外的“中国网络防火墙”关键部分的首要设计师，也主持建设了“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

方滨兴对于中国政府严管网络持支持态度。如谷歌公司因不满中国网络监管制度，在2010年准备退出中国时，方滨兴便认为，谷歌不服中国法律可以退出。2009年6月，他也曾说过中国政府要具备“舆情驾驭能力”，要关注“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如何对网上热点话题做访问，如何提高处置网络的能力”。

今年5月18号，对于最近出现在中国不能登录国外网站一事，他说由于国际流量费用问题，网络供应商有动机去阻碍用户访问国外网站，却只字未提他协助建立的网络防火墙，具有屏蔽诸多国外网站的功能。

*错以谷歌“寒蝉效应”为借口*

在网络审查方面，方滨兴反过来指责其他国家，还以谷歌为例。

他在2010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说，谷歌有个“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s”计划，透过投诉，来审查谷歌上的言论，并且还由他专门组织的学生做过测试，谷歌在约180个国家当中都在执行这个计划。方滨兴借此攻击谷歌也进行互联网的审查。

但其实寒蝉效应计划，并非谷歌公司独创，而是一个由众多法律学者与科技专家，包括来自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专家等，所开展的一个民间项目，其宗旨是要协助互联网用户保障他们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的权益。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正是言论自由权。而该计划并非如方滨兴说的，在帮助谷歌进行互联网审查，而是正相反，是谷歌若收到大量用户申诉对某些网站内容有疑虑，谷歌会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寒蝉效应计划，以供这些有关学者进行研究。

*对别国网管政策断章取意*

2010年1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网络自由”演讲之后，方滨兴驳斥说，网络监管是国际惯例。

他举例说，澳大利亚出台了《广播服务修正案》以及《反种族歧视仇恨言论法》，对于网络上出现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信息，以及涉及种族歧视言论，进行管制。法国、加拿大等国对于类似信息都有法令管制。

方滨兴还说，美国对于儿童@@色情信息、种族仇恨信息、未经许可的个人隐私信息、网络欺诈信息、恐怖主义信息等，都有所管制，美国并针对网络色情颁布了《通讯新闻准则法案》。

不过方滨兴没有说明，上述国家并没有阻挡对政府不满人士在互联网上发表个人言论，上传抗议视频到YouT@ube，甚至允许持不同政见、宗教信仰的人，比如茶党、劳工活动人士、环保人士、同性恋者等，使用如Fac@ebook、推特等互联网工具，号召成员组织团体活动，包括到白宫或国会前面进行示威抗议。他也没有说明，如果活动人士试图在中国这么做，将会如何。

*自己任意翻墙 被网民指“两面”*

正当大批中国网民被方滨兴协助建造的网络防火墙阻挡的同时，有报导说方滨兴自己可以任意享受外界宽广自由的网络世界。据2011年2月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导，方滨兴家中电脑有多达六个的虚拟专用网络（VPN），他可以借此翻过自己参与设计的网络防火长城。网民对于这种两面做法，表示愤怒。

2010年12月，方滨兴在新浪微博设置帐号，立即遭到大批愤怒网民围剿，最后停止使用他的微博帐号。有网民说“每次连接被重置，我就想起了您。”不过方滨兴说，他受到网民批评，是“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无心插柳，误打误撞。

　　那是上月下旬，参加政协考察团到江西调研，每天回到宾馆，总有一些时间，于是，兴之所至，写了篇博文贴到网上，题目是《退休后，江泽民在做什么》。

　　不料刚一上网，点击率便如碰到滚烫开水的水银柱，刷刷刷刷，直往上窜！早上还是一千多，中午归来，点击已经上万！到了晚上，竟然已经超过3万人！

　　这在过去，从未有过。我不免意外，也有些兴奋，文章贴出有人看，毕竟是件好事嘛。然而更没想到的是，这种前所未有的点击频率与关注热度，竟然经久不衰，高潮不断，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截至今日，博文贴出一个月，文章总点击率已超过71万！不但远高于老詹过去所写的任何博文（最受欢迎也未超过20万），在人民网成千上万博文中，也已无可置疑地冲进点击率前三名！

　　耐人寻味的是，不但点击率极高，而且评论跟帖很多，迄今已超过1100篇！

　　70多万次点击率，1000多人参与评论，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江泽民虽然已经退下，人们还惦记着他，关心着他。而这么多人自发地关心与评论，不也是一次非常自然因而也十分难得的“民意测验”吗？

　　于是，老詹将网友评论稍加归纳整理，作出以下“测验报告”。

　　一、对江泽民的评价

　　对于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年所取得的成绩，绝大多数评论者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一位网友写道：“十三年的高速发展；十三年的稳定进步；十三年的民主发展；十三年的军事腾飞；十三年的辛劳，江总书记辛苦了。我理解他，怀念他！”

　　另一位网友说：“江时代是现在的基础，也是中共的发展道路上一个亮点。一个地方大员陡然成为华夏第一人，是运气和能力的集中。推动历史发展就是功臣，为人民做了实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千古功臣，中流砥柱。”

　　还有一位网友评价说：“江总书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真的改变了中国。”

　　有网友认为：“江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舵手！”

　　“伟人江泽民，功绩传千秋。”

　　“江是一代伟人，注定被历史铭记。”

　　“交大的优生，中华的才子，国家的栋梁。”

　　“江泽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理解他，怀念他！”

　　“江泽民是中国杰出的领导者，胡锦涛接着高超的领导着中国。”

　　“中国在世界上作用越来越显著，离不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

　　二、江为什么取得成功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13年，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成就呢？一位名叫朱成新的网友分析说： “江泽民总书记的伟业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顺应历史的必然，有创造历史的自由！！！”

　　一位署名“独行客”的网友评论：“顺时而动，无为而有所为，成就了江 。三个代表是新时代的基石。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从战争出来的一代身上成功过渡到经济中出来的一代身上。 江成功地解决了思想上的惯性思维，为社会生产关系中注入强劲的活力 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垫实中华复兴的伟大基础。”

　　一位网友如此概括当年的江总书记,：“是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他在任总书记十三年期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勇敢地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有了今天的辉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多数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江总书记。”

　　另一位网友则把江的成功，归因于江本人的努力，以及邓小平的明智选择：“江泽民是一位在那个时代最合适的领导人，他为中国的进步和强大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选择他的是一位更伟大的人——邓小平。我们怀念他，是他拨正了中国这巨轮的航向，选择了江泽民.胡锦涛两位船长。”

　　三、对江的希望与祝愿

　　不少网友表达了对这位已经卸任的前总书记的怀念与好感，并对他个人晚年生活以及中国的未来，抒发了美好的希望与祝愿。

　　一位显然还很年轻的网友，以富有感情色彩的笔触写道：“很敬佩江爷爷的学识！看了库恩写的那本《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后，对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祝江爷爷晚年快乐。”

　　署名“一名来自西部边远山区的基层工作人员”的网友说：“衷心祝愿老爷爷晚年安康——基层的年轻同志们有信心在您的精神感召下把我们国家建设的越来越好。”

　　有网友对加强反腐败寄予殷切期望，写道：“在惩治官员腐败方面，要是再加大些力度，那就好了。 当官就要为民做主。”

　　也有网友总结出若干个“感谢”，如此写道：“人民期待党未来有更加英明的领导人，带领中国迈向新的辉煌！感谢毛主席取得政权！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感谢江泽民继往开来！感谢胡锦涛科学发展！感谢共产党！！！”

　　“愿江诸事顺意 安享晚年。”

　　“愿江书记越活越年轻。”

　　“受命于危难之际，隐退于兴旺之时。 祝江老健康长寿！”

　　“一个智者，中国的今天与他老人家选人至关重要，衷心祝福他身体健康。”

　　……

　　四、关于人物的历史评价

　　不可否认，也不必掩饰，在上千条跟帖评论中，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每一条都赞扬江泽民，肯定他的成绩。也有不以为然者，评价不高者，甚至有作出负面评价者。

　　这些评论与跟帖，大都贴在老詹博文后面，并未如一些人所想像那样，全都被“网管”删除。

　　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好也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不同看法，统统一边倒，全都拍手叫好，那倒反而不应该，不正常，也不真实了。

　　不由想起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曾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不可磨灭巨大历史贡献的伟人，邓小平生前也曾感慨，百年之后，只要人们对自己评价是三七开，他就觉得很满意了。

　　这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评价所应取的唯物态度。

　　我们常常感慨，自从有了网络，世界从此改变。是的，一位网友在看完老詹写江泽民退休生活的博文后，评论说：“能够相对自由地谈论国家领导人的退休生活，这是政治透明度提升的一个表现。是非功过，肯定是历史评说了。“

　　还有一位网友，显然为了回复某些负面评论而写道：“不要不切实际的狂呼乱叫！只须实事求是，谁使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富裕，人民就会感恩谁。江主席是中国伟大时代的伟大领袖，希望国家繁荣昌盛的人，都会感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另一位网友的跟帖，表达了自己心声，他写道：“当家人是不易的，何况是具有13亿的人民。老话说得好：‘江山难打，守江山不易’。但愿统帅中国命运的领导，一代更比一代强，国富民强，不受外国人的欺负，人民过上安逸的生活。这是老百姓的愿望。”

　　这，不也是全国13亿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吗？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20多年来，城镇家庭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6.7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超过30平方米，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然而，近年来住房市场的矛盾逐步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房价上涨过快。中央从2003年开始出台土地、税收、信贷、市场规范等方面的系列措施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实施了更加密集的、直接针对房价的组合调控。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和住房价格的调控措施，需要深入分析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

居民收入增加是房价上涨的首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投资能力越来越强。在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住房的有效需求得以释放，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又扩大了住房需求。这是房价保持上涨态势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同时，在缺乏“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情况下，购置房产是较富裕居民的理性选择，住房投资需求逐渐启动，房价被进一步拉高。当房价超出与居住需求相符的水平时，投机就会出现，进而导致空置率偏高、租售比倒挂、房价收入比超过国际警戒线等现象。这样，房价就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不断攀升，早买房、买大房的住房消费行为成为居民应对房价快速上涨的选择。

宽松的信贷政策是房价上涨的重要支撑。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本比例低，对银行信贷高度依赖；而银行体系也很看重房地产开发贷款对调整资产结构的作用，并因手持土地抵押物而对房地产开发给予高杠杆支持。同时，我国住房消费信贷政策非常宽松，银行大都按照央行规定的最大贷款比例和远低于其他类型贷款的利率水平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可以说，宽松的住房开发贷款和住房消费贷款是促成住房市场产销两旺、房价节节攀升的重要推手。而且，房价不倒、地价不垮的预期使手持抵押物的银行不仅没有动力落实央行的调控政策，而且会采取各种对策来消化“不利”的调控政策。

“土地财政”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在很多城市，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积极在城市开展“三旧”改造，并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村土地资源。如果说早期阶段是房价拉高地价，那么，现阶段已是地价推高房价了。

应该说，居民的住房消费和投资行为、银行的信贷策略、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至房地产开发商的逐利动机，从其各自的角度来看都是理性的，但从经济和民生的整体来看则产生很多矛盾，其重要根源就在于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快速扩张，而且长期依靠外延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结构和工业发展模式需要大量土地供给来支撑。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竞相对工业给予包括用地优惠在内的政策扶持，工业用地价格低廉甚至是无偿的。这就需要用房地产建设用地的“招拍挂”收入来补贴工业发展，即所谓房地产业反哺工业。这是不少地方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

为缓解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在中央主导下，近年来各地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套数创历史最高，“十二五”期间还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保障房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房价过快上涨造成的部分居民居住困难问题，更重要的是引导形成符合我国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但应当看到，如果以工业粗放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方式不改变，房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就难以扭转。房价持续上涨，住房的投资品属性就会强化，不仅进一步加大了住房市场的投机性，而且诱使资源过度投入房地产业，不利于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从根本上看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工业发展模式。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叫兽 曾康霖 吕晖蓉）

        美国的穷人食品超市并不是为穷人开办的专卖店，而是因为其价格便宜、逐渐变成了美国穷人经常光顾的购物场所。这样的穷人超市大体有两种：

 一为美国少数族裔开办的超市，其中尤以墨西哥人经营得中、小型超市价格相对最便宜，这些墨西哥超市价格低廉并不是说他们的产品质量不高，而是因为墨西哥移民的人工相对偏低，外加这些超市商品一般都由墨西哥人在美国经营的农场、食品工厂直接供货，从而省去了某些中间环节所致。

 此外，美国还有一家著名的穷人连锁超市：阿尔迪（Aldi），光顾这家超市的顾客95%以上都是穷人。

 阿尔迪(Aldi)本是一家德国超市连锁业，于1913年在德国创办，后由创始人的后人卡尔.阿尔伯莱特（英译名）（Karl Albrecht）及其兄弟瑟奥.阿尔伯莱特（英译名）(Theo Albrecht)二人的合理经营才发展成为遍及殴、美19个国家并拥有8，210家连锁店的全球化超市王国。

 由于本人对阿尔迪在欧洲的经营情况不了解，不便妄言，现仅将了解到的阿尔迪在美国的经营状况呈给各位：

 阿尔迪在美国现今已有分店1，391家，遍及全美31个洲，2009年营业额度为129亿美元。阿尔迪的新近目标是：每年在美国新开100家分店。阿尔迪之所以能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经营得如此成功，完全取决于其德国本部的2条重要经营理念：

理念一：为客人提供最高质量、但尽可能最低价格的产品。

（To offering the highest quality products at the lowest possible prices.）

理念二：让每位顾客在阿尔迪能平均节省40%-50%的花费。

(The average saving is forty to fifty percent on any visit.)

拿美国北方城市上周的香蕉价格举例：普通美国超市最低价格是0.69美元/1磅、一家墨西哥人开得超市价格为0.49美元/1磅，而阿尔迪的价格是0.35美元/1磅。

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曾亲眼目睹了为数众多的穷留学生、及当地穷人在阿尔迪购买食品的情景，当然，也包括本人在内。虽说美国通货膨胀按年5%的比例增长，但迄今为止，阿尔迪的某些产品价格增幅却不是很大，比如上面刚提到的，阿尔迪上周香蕉价格是0.35美元/1磅，我记忆中，他们在1986年所售最高价格是0.29美元/1磅；历时25年，仅长了6美分；再比如：大罐饮料1986年的价格是0.59美元，25年之后的今天，仍维持同样价格。

千万别以为价格低于市场同类产品的40%-50%经营者会亏本，事实证明：阿尔迪总经营者之一的卡尔.阿尔伯莱特先生退休时，是德国的首富；而其第瑟奥.阿尔伯莱特于2010年，在其以88岁高龄逝世时，财富列德国第2位。

谢谢各位赏阅！

P2 美国最大的穷人食品超市连锁店阿尔迪(Aldi)（左）

 

P4 这些饼干类食品价格在1美元多或不足一美元，比普通超市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P5 最低价格0.35美元，35美分在美国能买什么呀，一包万宝路香烟如今价格就得8美元左右 

P6 同上 

P7 阿尔迪的香蕉真便宜：这家分店虽位于美国北方，但价格却仅为0.39美元/1磅

P8 这不，香蕉价格上面写着呢 

P9 上边大瓶饮料的价格和25年前一个样：0.59美元/瓶

P10  面包：0.99美元/1条 

 P11 矿泉水：2.49美元/24瓶装（比外边便宜一半以上）

P15 厨房用长卷纸：0.65美元/卷 

P16 土豆片：1.39美元/1桶 

P21  墨西哥人开得穷人超市价格比外边便宜约10%或更多（重量：磅、价格标得是美元价）（以下图片说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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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  鲜榨橙汁在其它超市得3-4美元，这家穷人店居然4美元3桶（1桶内装1加仑） 

（注：在美国买东西付款时，要按居住地段不同而加价8%-10%的销售税，比如：买1美元的产品，结算时，需付1.08-1.10美元。   另外，西方人的1磅，等于咱中国的9两）

“闭路电视庇佑的国度”-涂鸦艺术家班克西（Banksy）作品。